《论衡》写于明帝永平末至章帝建初末的十余年间。正是在章帝年间，皇帝亲临白虎观，大会经师，钦定经义期间。汉章帝命班固把会议的内容编纂成《白虎通义》，郑重其事地把一套谶纬迷信和天人感应的学说定为宗教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论衡》站在比较接近原始儒学的古文经学立场上，激烈地批判官方这种宗教化庸俗化的今文经学。批判了天象物候与人类社会相互感应的思想、世俗的迷信。他的论证方法，主要是罗列大量的生活常识进行层层推进的逻辑推理，以发扬理性，击破妖妄无据的迷信。王充的论述简朴而明快的。他的文章风格，也是平易流畅，毫无修饰。
《论衡》中有许多地方谈到作者对文章的看法，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有一定地位。王充评价文章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思想；他提出的文章标准，主要是学术论文的标准。所以他强调文章要有劝善惩恶的实用性，要有真实可信的内容，语言要同口语一致而明白易晓，否定夸张、虚构、想象，反对模拟。他不但完全否定神话传说、民间“短书小说”的价值，对辞赋也多有苛责。严格说来，《论衡》在中国思想史上，并不是一部深刻的论著；它的文章虽有平易流畅之长，却显然是缺乏文采的；它的文学批评，由于不能把学术论文和文学作品加以区别对待，也有不利于文学发展的地方。但其“疾虚妄”的勇气与对东汉王朝妖妄荒诞的统治学说进行尖锐而坚决的抗争是有进步意义的，是一种理性精神的复苏。
骨相篇
人曰命难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体。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以知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谓也。传言黄帝龙颜，颛顼戴午，帝喾骈齿，尧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汤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阳，周公背偻，皋陶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圣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辅主忧世，世所共闻，儒所共说，在经传者较着可信。若夫短书俗记、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见，众多非一。苍颉四目，为黄帝史。晋公子重耳仳胁，为诸侯霸。苏秦骨鼻，为六国相。张仪仳胁，亦相秦、魏。项羽重瞳，云虞舜之后。与高祖分王天下。
陈平贫而饮食之足，貌体佼好，而众人怪之，曰：“平何食而肥？”及韩信为滕公所鉴，免于质，亦以面状有异。面状肥佼，亦一相也。高祖隆准、龙颜、美须，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单父吕公善相，见高祖状貌，奇之，因以其女妻高祖，吕后是也，卒生孝惠（王）〔帝〕、鲁元公主。高祖为泗上亭长，当去归之田，与吕后及两子居田。有一老公过，请饮，因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也。”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曰：“皆贵。”老公去，高祖从外来，吕后言于高祖。高祖追及老公，止使自相。老公曰：“乡者夫人婴儿相皆似君，君相不可言也。”后高祖得天下，如老公言。推此以况，一室之人，皆有富贵之相矣。
类同气钧，性体法相固自相似。异气殊类，亦两相遇。富贵之男娶得富贵之妻，女亦得富贵之男。夫二相不钧而相遇，则有立死；若未相适，有豫亡之祸也。
王莽姑正君许嫁，至期当行时，夫辄死。如此者再，乃献之赵王，赵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宫大有与正君父稚君善者遇，相君曰：“贵为天下母。”是时，宣帝世，元帝为太子，稚君乃因魏郡都尉纳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为皇后，君上为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为成帝，正君为皇太后，竟为天下母，夫正君之相当为天下母，而前所许二家及赵王为无天下父之相，故未行而二夫死，赵王薨。是则二夫、赵王无帝王大命，而正君不当与三家相遇之验也。丞相黄次公故为阳夏游徼，与善相者同车俱行，见一妇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妇人当大富贵，为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车，审视之，相者曰：“今此妇人不富贵，卜书不用也。”次公问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以为妻。其后，次公果大富贵，位至丞相，封为列侯。夫次公富贵，妇人当配之，故果相遇，遂俱富贵。使次公命贱，不得妇人为偶，不宜为夫妇之时，则有二夫、赵王之祸。夫举家皆富贵之命，然后乃任富贵之事。骨法形体，有不应者，择必别离死亡，不得久享介福。故富贵之家，役使奴僮，育养牛马，必有与众不同者矣。僮奴则有不死亡之相，牛马则有数字乳之性，田则有种孽速熟之谷，商则有居善疾售之货。是故知命之人，见富贵于贫贱，睹贫贱于富贵。
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赵简子使姑布子卿相诸子，莫吉，至翟婢之子无恤，而以为贵。无恤最贤，又有贵相，简子后废太子而立无恤，卒为诸侯，襄子是矣。相工相黥布当先刑而乃王，后竟被刑乃封王。卫青父郑季与杨信公主家僮卫媪通，生青，在建章宫时，钳徒相之，曰：“贵至封侯。”青曰：“人奴之道，得不笞骂足矣！安敢望封侯？”其后青为军吏，战数有功，超封增官，遂为大将军，封为万户侯。周亚夫未封侯之时，许负相之，曰：“君后三岁而入将相，持国秉，贵重矣，于人臣无两。其后九岁而君饿死。”亚夫笑曰：“臣之兄已代侯矣，有如父卒子当代，亚夫何说侯乎？然既巳贵，如负言，又何说饿死？指示我！”许负指其口，有纵理入口，曰：“此饿死法也。”居三岁，其兄绛侯胜有罪，文帝择绛侯子贤者，推亚夫，乃封条侯，续绛侯后。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入边，乃以亚夫为将军。至景帝之时，亚夫为丞相，后以疾免。其子为亚夫买工官尚方甲盾五百被可以为葬者，取庸苦之，不与钱。庸知其盗买官器，怨而上告其子。景帝下吏责问，因之食五日，呕血而死。当邓通之幸文帝也，贵在公卿之上，赏赐亿万，与上齐体。相工相之曰：“当贫贱饿死。”
文帝崩，景帝立，通有盗铸钱之罪，景帝考验，通亡，寄死人家，之名一钱。韩太傅为诸生时，借相工五十钱，与之俱入璧雍之中，相璧雍弟子谁当贵者。相工指倪宽曰：“彼生当贵，秩至三公。”韩生谢遣相工，通刺倪宽，结胶漆之交，尽筋力之敬，徙舍从宽，深自附纳之。宽尝甚病，韩生养视如仆状，恩深逾于骨肉。后名闻于天下。倪宽位至御史大夫，州郡丞旨召请，擢用举在本朝，遂至太傅。夫钳徒、许负及相邓通、倪宽之工，可谓知命之工矣。故知命之工，察骨体之证，睹富贵贫贱，犹人见盘盂之器，知所设用也。善器必用贵人，恶器必施贱者；尊鼎不在陪厕之侧，匏瓜不在殿堂之上，明矣。富贵之骨，不遇贫贱之苦；贫贱之相，不遭富贵之乐，亦犹此也。器之盛物，有斗石之量，犹人爵有高下之差也。器过其量，物溢弃遗；爵过其差，死亡不存。论命者如比之于器，以察骨体之法，则命在于身形定矣。
非徒富贵贫贱有骨体也，而操行清浊亦有法理。贵贱贫富，命也。操行清浊，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唯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见命之表证，不见性之符验也。范蠡去越，自齐遗大夫种书曰：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犬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容乐。子何不去？”大夫种不能去，称病不朝，赐剑而死。大梁人尉缭说秦始皇以并天下之计，始皇从其册，与人亢礼，衣服饮食与之齐同。缭曰：“秦王为人，隆准长目，鸷膺豺声，少恩，虎视狼心，居约易以下人，得志亦轻视人。我布衣也，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须得志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交游。”乃亡去。故范蠡、尉缭见性行之证，而以定处来事之实，实有其效，如其法相。
由此言之，性命系于形体明矣。以尺书所载，世所共见，准况古今，不闻者必众多非一，皆有其实。
禀气于天，立形于地，察在地之形，以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实也。有传孔子相澹台子羽，唐举占蔡泽不验之文，此失之不审，何隐匿微妙之表也？
相或在内，或在外，或在形体，或在声气，察外者遗其内，在形体者亡其声气。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郑东门。郑人或问子贡曰：“东门有人，其头似尧，其项若皋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未也。如丧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郑人失其实。郑人不明，法术浅也。孔子之失子羽，唐举惑于蔡泽，犹郑人相孔子，不能具见形状之实也。以貌取人，失于子羽；以言取人，失于宰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