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见闻录

2004年9月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以《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为题发表演说，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的话值得我们重视。

他举例说：“枯杨生华，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枯萎的杨树生出新芽，老年男子娶了年龄可当其女儿的年轻女子为妻，没有不利的）、“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枯萎的杨树开花，老年女子嫁给年富力强的男子，没有祸害也不值得称道）。在“枯杨生华”和“老夫得其女妻”、“枯杨生华”和“老妇得其士夫”这种天道和人道之间只有模糊的相似性，并不存在任何合乎逻辑的必然关系，由此归纳出的“无不利”、“无咎无誉”的结论更是站不住脚的（可以举出无数的反例加以推翻）。这种“推演”无非是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的反映，或许还有一些生理上的道理，但是与逻辑推理无关。

杨振宁答复记者的问题说：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聪明的人，没有萌芽出来中国近代科学？我在这方面去看了一些书，去想了一下，我看出一个别人从前不大注意的道理，就是中国没有推演法，从《易经》开始就没有推演法了，而且其方法跟推演法相反，这使得中国有个框架，这个框架就是思维的方法，就是归纳法的方法，认为这是唯一的思维的方法，所以你如果要说我有什么革命性见解，就是我指出来，这是一个致命伤。

刘大钧先生认为：杨先生的演讲“有很多常识性错误”。比如，杨先生说《周易》只有归纳，而没有推演。可是众所周知，《周易》是最早的一部算卦的书，算卦的方法就是靠推演，举一反三，怎么能说没有推演呢？刘先生的反驳，恰恰暴露了《易经》的弱点，不攻自破。既然承认是算卦，算卦的方法是逻辑推理吗？

杨先生所说“中国没有推演法”，是指逻辑的推理，刘先生所说的推演就是算命，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推演。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问题恰恰就出在性质上，问题的症结是拿偶然性当成必然性，拿个别当成一般。

不仅《易经》卦爻辞本身是一种偶然猜测，谁占到这一卦，也是偶然碰巧，两个偶然，却变成了一个必然。“枯杨生华”和“老夫得其女妻”、“枯杨生华”和“老妇得其士夫”，从文学的角度看，还可以认为是一种象征手法，表明那时的中国人的思维，还没有完全脱离“神话传说”的性质，也就是文学和科学还没有明确分开来，带有“想象”的成分。占卜，卜筮，对于古人来说，是一种预知欲，可以认为是一种思维的探索过程，无可责怪。现代的人如果去卜筮，就完完全全是落后迷信；而今天，还的确有人去测字算命，甚至有专家、官员到庙里去烧香拜佛抽签。可见这一思维的惰性，影响深远。这种思维方式，不仅不能催生自然科学，并影响到社会生活。十年动乱中，曾经发生过不少冤假错案，其思维方式的性质，就是以个别上升为一般，偶然代替必然，无限上纲。这应该引起警觉。对祖宗留下的遗产，应该加以甄别，不可“死抱住不放”，一起老化。

当然古代中国人的思维，也并非都是《易经》式的，也有富于思辨的，墨子就善于用推理的方式来论证，并且涉及自然科学，如光学知识。李斯那篇《谏逐客书》归纳演绎，逻辑严密，说的头头是道，终于迫使秦始皇改变了主意。《易经》的思维方式虽然不是主流，对它的负面影响，不宜低估，更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杨先生的演说，招来许多非议。反对者有些话说得很难听，甚至缺乏起码的礼貌，可见这一思维惰性还真积习难改。不作有理的反驳，而作无理的骂人，也是缺乏逻辑思维的惰性。

杨先生认为：一直以来都有学者持有他的这一观点，但他们中很多人都迫于学界压力，不敢公开宣称自己的观点。杨先生大约也感到些压力，他终于也为自己辩解：“我不是离经叛道者。”

在反对声中自然也有赞赏者，有的媒体在转发杨先生的讲话时，采取了积极的态度。2004年9月21日，《南方都市报》发表了袁伟时教授的文章，表示支持。9月25日，深圳出版的《晶报》以《杨振宁炮轰易经称其阻碍科学启蒙》为标题作了报道，援引袁伟时先生的话说：“在这次论坛上，杨振宁先生分析《易经》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学术发展的危害，显示了一个大师令人景仰的风度，可惜，这样的反思尚属凤毛麟角。是的，真是如凤毛麟角。所以我要说：亏得有个杨振宁！”9月27日，《深圳商报》又发表文章指出：杨振宁不过说了一句真话。

是真话就值得深思。

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