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的学说，诞生于战火纷飞的战国末年，诞生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夕。他在《亡征》一文中，列举了四十六种可能导致亡国的征兆，最后下结论道：“亡征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木之折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坏，无大雨不坏。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风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
这一段话，应当是他对战国末年各诸侯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好像就是专门说给秦王听的。
（一）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馀万言。
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李斯曰：“此韩非所著书也。”
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至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
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就韩非个人来说，这确实是历史的误会。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这个不幸的遭遇，也许跟他口吃、能写不能说有关，他的“说难”，竟成谶语。不过，秦王虽然误杀了韩非，但其后来的行动，表明他接受了韩非的学说。
（二）
“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风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万乘之主，服术行法，兼天下，这是韩非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所提出的任务，也是韩非学说的中心所在。
在当时战国七雄中，有哪一个国家具备兼天下的条件呢？看来他已心中有数。他说：“彼明法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忠劝邪止而地广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饰邪》）他不仅提出了任务，也考虑到实际情况，明确指出，只有秦国具有兼天下的条件。
韩非是韩国的公子，自然他首先希望韩国具备这个条件。他曾多次建议韩王变法，始终未被采纳。后来他为韩王出使秦国，劝说秦王不要先灭韩（这点或许正好成为李斯陷害他的借口），这表明他已意识到秦王兼天下的趋势不可避免，仅仅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最后来处理韩国的问题，即：“韩可以移书定也。”（《存韩》）
因此可以说，韩非已经预见到秦将统一中国。秦王在读到韩非的《孤愤》、《五蠹》后，竟然说出：“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正中下怀。而见了之后，却又将他杀害。秦王统一中国，在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以后，不久又分崩离析，土崩瓦解。韩非的命运，和秦朝的兴衰，也预示着法家学说的价值，和隐含的巨大缺陷。
（三）
万乘之主，服术行法，兼天下，这话可以这样理解：大
所谓法，就是政策法令。“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定法》）“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五蠹》）法令由官吏执行，具体措施就是厚赏重罚。
韩非的法，从内容上看，主要是鼓励耕战，他认为这是富国强兵的根本。韩非并没有为未来的帝国草拟出具体法律，这是因为他没有亲自执政，同时也由于商鞅在秦孝公时实行变法，在实践中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韩非对于商鞅变法，从根本上是肯定的，但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
“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定法》）
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富而兵强”，这是韩非所肯定的。但是“主无术以知奸”，这样，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成果，往往被大臣们所篡夺，这是韩非所否定的。这个评价是否恰如其份，暂且不论，但表明了一个观点，他认为法与术要结合起来。
所谓术，就是君主的权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定法》）这里的所谓术，是指君主选用官吏，检查法律执行情况的统治策略。举例来说：
韩昭侯使骑于县，使者报。昭侯问曰：“何见也？”
对曰：“无所见也。”
昭侯曰：“虽然，何见。”
曰：“南门之外，有黄犊食苗道左者。”
昭侯谓使者：“毋敢泄吾所问于汝。”乃下令曰：“当苗时，禁牛马入人田中，固有令，而吏不以为事，牛马甚多入人园中。亟举其数上之。不得，将重其罪。”于是三乡举而上之。
昭侯曰：“未尽也。”
复往审之，乃得南门之外黄犊。吏以为昭侯明察，皆悚惧其所，不敢为非。
这是《内储说上》的一则小故事，叙述韩昭侯用术来检查法的执行情况。韩昭侯并没有亲自实地观察，而他让官吏感到他对情况了如指掌，不敢弄虚作假，这样就可以驾驭群臣。韩昭侯用申不害为相，申不害就是专门提倡术的。不过，韩非对申不害也有所批判。他说：“申不害，韩昭侯之佐也。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
申不害单纯的强调用术，而忽视了法令的统一。术和法不结合起来，就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韩非的结论是：“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法与术缺一不可。
法和术的区别是：“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也；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难三》）
法要人人遵守，所以是公开的；术是君主胸中的心机，所以不能让别人知道。昭侯谓使者：“毋敢泄吾所问于汝。”就是要他保密，不让人知道。三国时期的曹操，也常常使用这种权术。
要服术行法，就必须有势的支撑。没有势的支撑，法也难以推行，术也无法使用。所谓势，就是君主的权威，亦即帝位。法术势这三者，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呢？韩非之前的慎到，是偏好言势的。他说：
“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不足慕也。”
慎到把势位提到决定性的程度，韩非肯定了势的重要，但并不赞同慎到的观点。他说：“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立尺材于高山之上，则临十仞之溪，材非加长也，位高也。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斤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非千斤轻而锱铢重也，有势与无势也。”（《功名》）
这一段话，说明韩非充分认识到势的重要。但有了势，不等于有了治。他针对慎到的话分析道：“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虽然，夫释贤而专任势，足以为治乎？则吾不得见也。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者，龙蛇之材美也。今云盛而螾不能乘也，雾浓蚁不能游也，夫有盛云浓雾而不能乘游者，螾蚁之材薄也。”韩非还列举了许多历史事例，不服术行法，有了势也可能失去，君主可能成为阶下囚。因此，他认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他还是强调法治，君主需要有材，掌握着法律的武器，再使用权术，那就会万无一失了。
韩非对于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思想，有所继承，也有所批判。他提出处势，服术，行法，使法术势相结合，而“以法为本”。（《饰邪》）“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这就是韩非为未来的中央集权帝国，规划的蓝图。
（四）
韩非以法为中心，把法术势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把自己的思想理论化，与老子哲学挂钩。他对老子的哲学思想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作了根本性的改造。
老子的道，是产生万物的绝对精神，是“万物之宗”，“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韩非把老子的道，改造成“法”，成为客观规律性的东西。韩非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 “短长、大小、方圆、轻重、白黑之谓理。……故欲成方圆而随其规矩，则万物之功形矣。而万物莫不有规矩。”（《解老》）这里他把道解释成万物万理的规矩，万物万理的规矩，也就是规律，也就是法。他又说：“安国之法，荒饥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这个法，也就等同于自然之道。这样就把“道”与“法”联系在一起了。他又进一步解释道：“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无常操，是以死生气禀焉，万智斟酌焉，万事兴废焉。”这就为变法找到了理论根据。
老子提倡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韩非把无为改造
韩非认为君主只要用术来驾驭群臣就行了，无须自己亲自动手干这干那。“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扬权》）这无为的意思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别狗拿耗子。也就是唐代魏征所说的“垂拱而治”。韩非对于无为而治的解释，倒有限制君权的含义，但是，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老子主张“守静笃”，韩非把它改造成“处势”。他说：“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主道》）这就是“处势行术”。“制在己曰重，不离曰静。重则能使轻，静则能使躁。故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故曰：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邦者，人君之辎重也。”（《喻老》）守静笃，就是要君主牢牢地掌握着辎重，掌握着“位势”。
老子的道、无为、守静笃，在韩非的笔下，就成了行法、服术、处势。他改造了老子的哲学，为他的法术势相结合的中央集权思想，寻找到理论根据。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伸张它的合理和正义。
（五）
韩非的法，与孔子的礼，不能说没有关系，礼其实也是法。不过孔子提倡的礼，是恢复西周的礼，而韩非所说的法，是要变法。二者是完全对立的。
孔子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论语·颜渊》）
韩非说：“古今异俗，新故异备。” “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时移而治不易者，乱。”（《心度》）“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有度》）他认为事情是在不断变化的，处理方法也要跟着改变。变法能够富国强兵，不变则会处于弱国的地位。
孔子提倡“仁”，孟子提倡“义”，他们想培养一批有仁义道德的君子，成为官员来执政，以便改变社会的风气。对于军事经济，则较为轻视。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尝学也。’明日遂行。”（《卫灵公》）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
孔子虽然提到了足食足兵，而却把信誉放在首位。孔子还把想要学习农业的樊迟，斥责为小人，极度轻视农业生产。这就使得他想要培
韩非则相反。他认为“当今争于气力。”（《五蠹》）他像商鞅一样，提倡“耕战”，要使“游食之民”“归农”。他异常激愤地说：“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显学》）因而主张：“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他看重实际才能，和实际经验，而不是“学而优则仕”。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儒家首当其冲，成为焚书坑儒的对象，看来也是不可避免的。
比较起来，儒家偏于守成，法家偏于创新。儒家看重上层建筑（文化遗产），法家看重经济基础。一个社会的进步，首要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法家重视耕战，也就是发展生产和保卫生产，无疑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但韩非学说也有一个弱点，那就是怎么样才
（六）
韩非对法术势的论述，看起来全面而系统，但这个弱点却是致命性的。法，本来有限制君权的含义，无论贵贱，都得守法，自然也应该
这一个弱点，韩非自己已经隐隐约约意识到了。他写了《难言》，《说难》等篇，简直是忧心忡忡。为了要说服君主服术行法，他不仅担心不
凡当涂者（君主身边的亲信）之于人主也，希不信爱也，又且习故。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恶，固其所自进也。官爵贵重，朋党又众，而一国为之讼。则法术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爱之亲，习故之泽也，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是与人主相反也。处势卑贱，无党孤特。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日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岁数而不得见。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说于前。故法术之士，奚道得进，而人主奚道得悟乎？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
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
他这些话也并非杞人忧天。在他之前，吴起在楚国，因为推行法制，而被宗室大臣射死在楚悼王的尸体旁。商鞅在秦国变法，秦孝公一死，商鞅也被宗室大臣车裂。这些血淋淋的事件，韩非焉能无动于衷？他已经预见到了前途的艰难，很像是慷慨悲歌。他的“说难”，也就成了他的墓志铭。
经过焚书坑儒，秦朝灭亡的巨大变动，汉朝统治者似乎有所醒悟，终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这一儒术，已经“霸王道杂之”，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儒法合流了。对于后人来说，吹捧法家，没有必要，崇拜儒家，也没有必要。重要的还是看对于国家人民有无好处，善则取之，恶则弃之。还是那句老话：取其精华，弃其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