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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和愚民 老子《道德经》两面观

[日期:2012-06-21] 来源:语言文字网  作者:邱崇丙 [字体: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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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所载老子的生平事迹甚为简略。从这篇传记中,我们得知老子姓李名耳,亦称老聃,春秋末期楚国苦县人。曾做过周室的守藏史,相当于今之图书馆长。与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同时,略长于孔子。孔子曾经向他请教过“礼”,他像是孔子的长者。著《道德经》上下篇五千言,讲无为清静。他善于修道养寿,活到160岁以上。老子的后代在汉代虽为司马迁所知,但老子本人情况却已逐渐模糊,成了传说性的人物,连司马迁也说不准了。

《老子》一书又称《道德经》,有的学者认为非老子所著,约成书于战国初期,基本上代表了老子的思想。但《老子》书中的语句,形式上颇近似于《周易》、《诗经》,这应该看作是时代的痕迹。如果说完全是出于模仿,则比较勉强。

读老子之书,有两个感觉。一是觉得他有大智,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生有深邃的观察。书中汇集了哲学的睿智,社会的审视,政治的策略,人生的经验。另一个感觉是:《老子》一书,整个儿是献给王侯的治安策——愚民。显然,他的智慧是献给王侯的,至于人民,他们不识字,看不了他的《道德经》,只好听任王侯“愚之”。

道是老子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指宇宙中存在的支配一切的无形的力量。小而喻之,就如同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人看不见它,却无所不在,它不仅存在于自然界,更支配着人类社会生活。老子的智慧,就在于他关于事物发展的辩证观点。他觉察到现实中发生了重大变化,认识到这种变化的必然性,是人的干预无法逆转的。他知道“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九章)他知道“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三十六章)他知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他知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七十四章)。这些智慧,可以成为政治远见和战略思想,也可以成为帝王的权术,甚至可以成为阴谋手段。法家学说“法、术、势”的术,即渊源于此。

《老子》一书,作为王侯的治安策,他告诉王侯如何加强修养(法道,无为),如何统治天下(愚民)。告诫他们不可过分,乱说乱动,动辄得咎,前途堪忧。既然动辄得咎,怎么办呢?那就只好“无为”。无为,不是“不做”,而是“不干涉”的意思。不干涉就便于“愚民”,无为是一种手段,目的是“无为而无不为”。他所以要提出这种主张,一则因为王侯们已经无法“为”了,越“为”越糟糕,只能加速矛盾的转化,更快地走向反面,反不如“无为”的好,以便维持原状。二则是让其它社会势力也“无为”,以延缓社会矛盾。可见他的立场是站在王侯一边的,站在没落者一边的。他的“小国寡民”的理想,他所说的“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辱”,“不敢为天下先”,都是一种被动防守的姿态。《老子》一书的思想,反映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的策略,是一种守成术,也就是政治上的保守派。

(二)

《庄子·天地篇》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

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

为圃者卬而视之曰;“奈何?”

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溢)汤,其名为槔。”

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孔子的学生子贡,在汉水南岸,见到一位老农种菜。老农自己凿一地道下井,用瓦罐取水浇园。子贡建议他用桔槔,被他拒绝。因为那是机械。这位老农认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是不合于大道的,因而不愿用桔槔汲水。

这里的机事是指技巧手段,机心是指智慧、计谋。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人有了技巧智能,就会制造事端,出现纷争。这实际是说,文明进步带来了动乱,要想天下太平,只好无为。这样一来,自然是生产力降低,没有多余的财物可供私人占有和交换。老子认为,这样才正合适。“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就不会有大伪了。

(三)

为了解决社会的纷争和动乱,老子主张回到原始社会去。这个原始社会,他作了理想化的描绘。其八十章写道: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个理想社会,国家要小,人民要少,这其实就是原始部落状态。即使有各种功效很大的器具(车船弓矢之类),也不使用。为什么不使用呢?子贡与那位为圃者的谈话,已作了回答,那就是“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智慧出,有大伪”。不能让人民有智慧。要让老百姓重视生死,定居一处,而不轻生冒险,远走他乡。这样就避免侵扰,避免与别的国家发生冲突。即使有车辆船只,也没有地方可以乘坐,因为“不远徙”;即使有铠甲兵器,也没有敌人可以对阵作战,因为“重死”。既然哪儿都不去,什么也不争,也就用不着文字书籍,用不着去动脑筋,出智慧了。只要恢复结绳的办法记事,也就够用了。到了这一步,人们就会觉得吃的食物香甜可口,穿的衣服华美合身,住的房屋舒适安宁,风俗习惯使得他们感到欢乐喜悦,也就是人民满足于这种原始简朴的生活,而不去胡思乱想。邻国之间,互相望得见,能够听到鸡犬之声,老百姓直到老死,都互不来往,只限于望、闻,没有语言交谈,没有表情,神情显得麻木愚昧,无知无欲。人民也无交往的行动,相安无事。因为什伯之器无所用之,舟舆无所乘之,甲兵无所陈之,人们又“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还来往做什么?老子认为这样的社会就没有不安和不幸了。

 “小国寡民”的社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呢?我们常常把它和《桃花源记》联系起来,“鸡犬相闻”,确实可以看出它的影响。但仔细想一想,小国寡民决不是世外桃源。陶渊明的桃花源,是没有官吏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那是一种美好的向往。而“小国寡民”却是一块闭塞无知的王侯领地。既然是“国”,就有统治者,而统治者就是王侯。人民不会自动变愚,怎样“将以愚之”?怎样才能“使民”变愚呢?小国寡民中用了三个使字: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使民复结绳而用之。使人民生产上不用工具,思想上不愿意远徙,文化上仅止于结绳。谁“使民”呢?自然就是王侯。王侯无为不干涉,让人民也无为保持朴素状态,就可以“愚之”。

十九章中又说: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连用了三个绝、弃,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这就是要采取的措施,这其实已经不是“无为”,而是“无不为”了。

第三章说得更明确: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王侯不崇尚贤能,使人民不去争权夺利。不把稀罕的财物当宝贝,使人民不去偷盗。不要展现引起欲望的东西,使人民的思想不致犯上作乱。因而圣人搞政治,要使人民的思想空虚,让他们吃饱肚子,削弱他们的志气,增强他们的体质(以便干活)。经常使人民没有知识,没有欲望。使得那些有智谋的人(其他王侯),不敢有所作为。愚民不仅使得人民不会犯上作乱,还可以预防其他王侯利用人民来争夺。因而按照“无为”的原则办事,天下没有不太平的。

老子进一步主张把愚民定为国策,六十五章说: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老子具有辩证的智慧,他在指责王侯时,也为人民鸣过不平。“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七十五章)不过他所考虑的重点是“民之难治”,因而他主张愚民,主张回到原始社会去,这却是一种很可怕的思想。他把智慧献给王侯,却让王侯去“将以愚之”。把人民变成愚民,以便王侯“治国”。这是老子为王侯打的如意算盘,而实际上并不是“国之福”,恰恰成了“国之贼”。

(四)

法家源于道家。秦王朝“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收天下之兵(兵器),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这很像是把老子的愚民思想作为政策,作为路线,而采取的“绝、弃”的行动。

战国时期,地处西北的秦国,经过变法革新,经济发展,国力逐渐强盛。后来者居上,于是就用军事手段,吞并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制。国家政权的更替,正是经济基础社会关系发生变化导致的结果。商鞅变法,突出了耕战,取得了成功,而忽视了文治。毛泽东主席叹息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就是指文治方面的欠缺。秦始皇无力继承百家争鸣的精华,而只欣赏法家的学说,干脆用焚书坑儒来推行这一学说。推行愚民政策的结果,对于文化是毁灭性的摧残,而秦国自身也就此灰飞烟灭。

老子的智慧,固然是中国文化的瑰宝,而愚民思想,对中国的历史产生过灾难性的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思想甚至还残留在当代“四人帮”的脑袋中,他们曾叫喊要回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去。我们在赞赏老子的智慧之余,也不可忽视他倡导愚民的严重后果。铲除愚民思想,是发扬民主精神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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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评论
  如果世人能依照老子的上善若水来修身养性,何愁世间诸国之间无尽无休的尔虞我诈,杀伐争戮呢?   (崔洪斌 ,2013-04-24 )
  我们要全面看待《道德经》,综合考研五千言的每一个字,它实际上是教人的处世之道! 如老子做到无为而活160多岁,今人有活这样的高寿吗!?   (黄岐川水会员 ,2012-09-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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