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本报记者熊彦清
受访人：李宇明（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
段 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现代部分：
我国目前的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
读书报：如今是一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中国的语言文字发生了哪些变化？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语言文字规划与保护工作有何特点，面临哪些特别的挑战？
李宇明：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语言文字工作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为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需要解决的有关语言的问题还是不少。例如：第一，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很多人为了让孩子说好普通话，从小就不跟他说方言，方言传承成为当今人们关注的一大问题。第二，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濒危。濒危现象很多是在历史上就发生的，而今大家提倡“语言资源观”，就更加关注这一问题了。语言濒危的原因很多，当前重要的是要了解各民族语言的使用和学习状况，同民族同胞一起研究，找到有效解决的路径。第三是母语和外语的矛盾。第四是外语教育的语种过于单一，英语独大，而其他外语的学习与应用，缺乏战略层面上的设计。第五是由互联网构建的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问题。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保证我国及国内各群体不被信息边缘化。目前，互联网上的中华语言资源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从占互联网所有信息的比重看，还是相当不够的，英语信息仍然占据互联网信息资源的60％以上。
这些矛盾需要通过科学的语言规划来解决。国家语委提出一种新的理念，就是“构建和谐语言生活”。在新世纪，必须解决好语言问题，处理好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关系，达到语言生活的和谐，进而促进社会生活的和谐。语言规划一般包括两种，一种是语言的地位规划。比如，规定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我国的通用语言文字，在教学领域、传媒领域要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再如，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少数民族语言在民族自治地方是通用的语言。这就是语言的地位规划。第二是语言的本体规划。例如，在规定了普通话的地位之后，还要把它从语音、词汇、语法以及文字等方面规范化、精细化。许多民族语言也都有规范化的问题。现在看来，光有这两种规划不够，还要有功能规划，区分语言使用的不同层面，合理发挥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外语等在不同层面的功能，使其各得其所，各展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