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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字回归伟大与光明(《文字论》代序)

[日期:2006-12-30] 来源:语言文字网  作者:毕可生 [字体: ]

毕老寄言

敬禹先生:
祝新年万事如意,语言文字网大发展!!
我的心意均在以上红体大字中。现在附件中寄上我最近为张朋朋老师《文字论》写的书序。请在网上张帖。
        愚老毕可生敬启


语言和文字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传递信息和表达人的思想工具。从社会产生和发展的角度看,如果没有语言,人类就只能是一种动物群体。只有人类脱离了叫声,有了语言,才产生了社会。究竟语言是怎样产生的。这是一个谜。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最早是人类的基因发生了突变,所以,才有了语言;也有人认为语言是在视觉符号或动作表情的配合下极为缓慢地产生的。是不是智人出现,因为人类有了语言,才组成了社会?这都只是古人类学家的推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社会必定是和人类语言的产生相伴随而来的。所以,人类的语言是社会形成不可或缺的一种因素。

系统的文字遗存至今可考的有埃及的象形文字,中亚苏美尔楔形文字,美洲的玛雅文和中国殷墟甲骨文。前三种都已失传,只有中国的甲骨文经过多次形体演变发展成今日通行的楷书汉字。但是,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系统。现在可辨识的约有近两千个文字符号。所以,文字的起源一定要比殷墟甲骨文还要早得很多。东汉许慎认为文字源于结绳记事。考古学家们则认为,既然最早的文字大都是象形字,则文字可能是源于图画。尽管文字记录了历史,但是,至今的考古工作,对文字的起源还仍然处于一种近乎扑朔迷离的估测之中。

文字的出现无疑改变了人类社会信息传递的时空局限。它远远超脱于语言那可怜的瞬息即逝的有限时空范围。对于这样两种不同的人类社会工具,不同时代人们对它们的社会意义有不同的估计。最早谈论语言和文字的,可以说是西方的希腊学人亚里斯多德。他在其著作中说:“言语是心境的符号,文字是言语的符号”。他完全没有感觉到文字的出现,将给人类社会带来何等的变化。这种文字观,遂成为以后欧洲逻各斯(语言)中心主义者的鼻祖。比他稍晚一些时候的中国西汉淮南王刘安,对于文字的出现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在他与门客合著的《淮南子》中说:“昔苍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对于这个“天雨粟,鬼夜哭”,我们无论是作正面的理解,还是作反面的理解,都说明文字的出现必然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惊天地、泣鬼神,天翻地覆的变化。可见刘安的目光已经远比亚里氏高远和伟大得多!进入十七世纪,文字的出现已经和文明社会的进步水乳交融地共同发展了几千年。文字的威力在社会生活中,已经体现得十分明显了。

美国的社会人类学家L.H.摩尔根(1818-1881)在他的名著《古代社会》一书中说:“文明社会始于标音字母的出现和用象形文字写文章。”(注1)他对于文字出现,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已有了正面的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他的这种观点,都加以赞同。而且在自己相关的著作中对摩尔根关于文字开启和创造了人类文明的伟大作用,也给予了充份的肯定(注2)。

不过,几乎同时,在欧洲却发生了,“语言中心主义”的大兴起。稍后于摩尔根的索绪尔,仍然坚持亚里氏的旧论,视文字为语言的附庸。坚持文字是表现语言和记录语言的!他完全无视文字两千年来,与人类智慧结合所创造出辉煌文明进步的显著事实。而由他的弟子汇集成书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更一时成为欧洲“语言学”的经典之作。到上个世纪抗日战争和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这种理论由一些留学欧洲的学者传入中国。特别是反右前后,这种理论一与文字改革和汉字落后论相结合,就形成一种学术霸权。反对者都会得到一顶‘右派份子’的政治帽子。然而奇怪的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大师’索绪尔自已却并不承认这一理论适用于中文和汉语。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开宗明义就指出:“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又说:“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表意的符号。”(注3)可是,甚至到了公元两千年之后,索绪尔学说的信奉者们,仍然称颂他们的先辈中国大师们是获得了索绪尔嫡传门徒的“真传”!(注4

    尽管承蒙索绪尔比他中国的“真传”弟子谦虚谨慎得多,认为他的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语文,那么就一定适用于欧洲语文吗?我看也不一定。例如中国学生的哑吧英语备受诟病,但是,只要学够足量的的词汇(最少一万五以上)和文法知识,一样可以阅读需要的外文书报和获得必须的外文资料。还如全世界所有的图书馆里,都非常宁静,阅览拼音文字书刊的读者们并不是必定先“语”而后知意;相反也是字形与字意发生直接联系,语音早被读者抛诸脑后。如有人一定要见字先“表现”一下“语言”,那么肯定他立刻就会被逐出馆外。而且,再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二战首相邱吉尔就曾以感激的心情回忆,他的哈罗公学的英文老师,如何教他们反复用各色笔分析文句构成,以至使他后来成长为著名的严肃文体大师。

其实,中文从甲骨文开始,当时是由于书写工具的原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字简意赅与语言脱离的文体。历三千多年而不衰,不论经、史、子、集无不以这种文体载之。尽管历代文体皆有演变,如所谓诗、辞、歌、赋、词、曲、记传、骈体、近体以至书信、日记等,却无一是当时口语的记录,这是从来就无人怀疑的。因为古人决不会是‘之乎者也’地说话。鲁迅创造的人物孔已己整天地:“多乎哉,不多也!”那也只是对假斯文的讽刺。即使诗、词、歌、赋都有优美的音律,但这是文字与音乐的结合。如果一个人整天用诗、歌来说话,那他一定是个疯子。而且,这些文体更重要的是,包含在韵律优美铿锵中间的文字深邃动人的内涵。否则就成了《红楼梦》里薛蟠的“一个蚊子哼哼哼,……。”那样的东西了。所以,古人称:“文以载道”。而不说:“文以载语。”奉洋人为神明,而且,还并没有完全学得洋人的精髓。这实在是近代学洋的末流。因此,语言是社会人自然习得的技能(除了聋哑人);而文字却是要十年寒窗努力学习习得的本领。(注5)文字精妙的运用远比说话要难得多。所以,杜甫才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相反骂鸡的王婆,大字可以不识一个,却能滔滔不绝。如果文字真地表现语言,岂不冤枉死苦读的学子?而全世界的各民族又都努力以减少文盲率为荣干什么?!就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大提倡的白话文,虽说要明白如话,但也不是会说话就会写文章,它不过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文体而已,要写得好仍然要苦练文字运用的功夫!可是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竟有惊世骇俗将“古文选读”称之为《古代汉语》者。给人以怪诞而恐惧之感,有如僵尸复活,知道古人当时如何说话。唯观其内容却丝毫无改于标注古文旧作。难怪著名华裔作家唐德刚先生,闻而惊讶不已,终以无可奈何的长叹息!(注6)更为不幸的还是现在有些高校竟有“汉语言系”(不是教外国人),好像是高中毕业生,还要再上幼儿园!

错误的理论必然产生错误的认识和实践。凝聚着中国古人历时近四千年的智慧成果,通行于几乎整个东亚的汉字,竟先后被帝国主义份子改成拼音体的越南文、朝鲜文、缅文、蒙古文(西利尔字母)等。不学无术的福建人卢赣章也奴颜婢膝地大唱西文优越,“学会二十六个字母,拼法学会就会了英文”的无知怪论,当时也颇有些市埸。而后来被斯大林批判的马尔学派更伪装成进步,指斥中文为封建统治阶级御用工具。(注7)一时中文拉拼化的呼声,甚嚣尘上颇成气候。只是中文汉字是拼形表意文字,字音只有504个,即使算上四声也只有1100个音,同音字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注8)喊了几十年终迄无所成。但是在中文教育方面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注9),造成了许多混乱。从文字的启蒙教育开始,一改数千年从分析字形表意入手去认识汉字的传统(注10),而花费大量时间教与汉字字形无直接关系的汉语拼音。(注11)以至学生高中毕业也难改同音错别字连篇的毛病。反过来却又成为文改先生们制造中文难学的口实,真是所谓又种蛊又卖饭,里外都是他们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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