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延伸；韓非的法德相輔論
儒家有關人與政之間的關係，由孔子回答魯哀公問政的話；《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政舉；其人亡，則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人》。孔子說；周朝文王，武王治理國家興盛的事蹟都記載在書冊上。因為文王，武王是有仁德的君主，所以有了富強的國家，可是當仁德的君主去世了，國富民強的政策也就消失了。人與國政的關係就像土壤和蒲盧的關係一樣，因此，有仁君纔能有仁政，要施行仁政，必須舉用有仁德的人。由上面人與政關係的比諭，也說明了，仁政是難以持久的。
到了戰國的晚期，許多諸侯國在弱肉強食的情況下，弱者一一的被強者所兼併，從一百多個諸侯國合併成了戰國七雄 （齊，楚，燕，趙，韓，衛，秦）。孔子生 於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韓非生於公元前二百八十一年，在這將近三百年的過程中，整個中原地帶的格局，包括領土的擴張，人口的增加，人民生活方式的改變和進步，以及社會的多元化等，僅僅靠仁德治國是不夠的了。加上當時各國急於強國強兵，儒家的德政已經是次要的了。韓非就是成長在那樣的年代裏。韓非是孔子弟子荀子的學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是當代最具代表性的法家學者。在歷史上常與商鞅相提並論。我個人認為商鞅只是一個政客，投其統治者的所好，以獲取個人的權勢，設下苛政，無視人民的福祉，因此我不在這 裏討論他。
當時正當戰國時代的晚期，各諸侯國急於強兵強國，隨時準備或守或攻。當時的南韓（在今河南省）是各諸侯國中最弱的。韓非因為有口吃的毛病，不善言詞 ，因此他以書寫的方式，把他的理念記錄下來。這在當時是一件非常巨大的工程，因為準備竹簡和筆墨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此在早期中國的文學 （包括漢字）史上也是一項極有價值的貢獻。他寫出了 《五蠹》， 《孤憤》，《內外儲說》，《說林》，《說難》等十餘萬字的著作。屢次上書韓國的國君，建議推行法制及富國強兵之道，但始終未被韓國君主採納。直至秦始皇舉兵攻南韓，韓國國王派遣韓非，至秦國求和。秦始皇見韓非著作頗為吃驚。據載韓非的同窗李斯因忌妒，向秦始皇告密，結果韓非死在獄中。不過對韓非的死，我有不同的看法。我想秦始皇認為，如果放韓非回韓國，對秦國是個威脅，可是他又忌諱採用韓非的法制，因為韓非的法，對統治者的行為有諸多的約束。因此韓非不幸死在秦始皇的手裏。
韓非 “法治” 的理論與儒家 “德治” 的理論是相輔相成的。韓非意識到，當時整個的社會情勢，已經不像幾百年前 （從韓非的年代推算）或一兩千年前那麼單純，單靠德治是行不通的了。他認為治國的方法，要適應歷史的發展，因此他主張 《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 （韓非子五蠹）》。韓非主張君權神受，儒家稱君主為天子，韓非的主張是與儒家一致的。因為在當時的社會，奪權篡位是個主要的亂源，使君主地位的合理化，可使社會穩定，減少亂源。
韓非認為一位好的君主，必須有好的德行。一位可以被百姓所推寵的君主，必須具備以下的三個條件；一，要 ”聖明“，要做 ”明主“，要像堯舜一樣的賢明；《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 （安危）》。二，要重視民意。韓非認為民心如 “天時” 他說；《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 （功名）》。因此禁令能先治本纔有效，用兵服民心纔能勝。三，要立信立德。韓非認為 “信” 是君主維護統治，必具的德行。君主有信纔能豎立威信，命令纔能通達。對人民有信，無欺詐，國家纔會安定。韓非道；《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 （外儲說左上）》。
臣子是協助君主治理國家重要的幫手，因此韓非認為，為臣者，應具備的德行如下；其一，“公正廉明”， 韓非稱 ；《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慨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外儲說左下）》。官吏應當嚴以律己，正直無私，不避權貴，嚴格執法，應盡本份。大臣應秉公薦才，要《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子 （外儲說左下）》。如果官吏做到公正廉明，國家必呈現清平盛世，因此《官不枉法，吏不敢為私利，賄賂不行，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 （八說）》。其二，臣子要有所長，以現代的話來說，就是有專業的知識，並且《去私心行公義，修身潔白而行公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 （飾邪）》。其三，忠誠務實；韓非認為 “忠” 是決不犯上，《忠臣之事君也，不危及君》，臣對君之忠是公義之忠，就是以人民利益為主的忠，並且心無旁鶩。其四，守法 ，《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盡力守法，專心事主者為忠臣 （忠孝）》。韓非稱；《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著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 （忠孝）》。這就是儒家所稱的三綱。以今天人權的標準來看所謂的“三綱”，似乎太封建過時了，可是當時，春秋戰國時代，人類尚無具體的倫理道徳觀念，因此臣弒君，子弒父，奪妻跨牆之事時有所聞。“三綱”是儒家許多道德理念的一部份，雖已過時，但對當時的社會秩序，一定發揮了實質上的功能。
韓非主張依法治國，他並強調；《明主之道，必出於公利，名必在乎為上 （八經）》，換句話說，就是法律必須顧及全民的利益和社會道德，所以韓非所謂的法，是以民利為目地的法，這與儒家德治的目地是相符的。至於對於如何達到法律的效果，韓非認為；《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因，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效，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 （五蠹）》。以上的意思是，譽與毀是指德行和名譽，賞與罰是指實際利益的得失。只有使美好的名譽與實質獎賞相隨，纔能使人民對法律敬畏，這就是韓非，法德兼顧的思維。如此一來不僅有利於法律的貫徹，並且可以服眾。韓非認為 必須《賞譽同軌，非誅俱行 （八經）》，就是實值的獎勵，以道德的榮譽相輔，實質的懲罰，以敗壞的名聲相隨，纔能夠達到法律的效果。不然的話，若毀譽與賞罰相悖則亂。
韓非在他的 “顯學” 中稱；《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鬥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鬥，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之，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之所以亂也》。
以上這段話的意思是：在上的朝庭之所以建立良田大宅〈物質〉和爵祿〈名譽〉的重賞，是為了要使有志之士能為朝庭效勞效命。如今若對耕種生產的人民課以重稅，而對養尊處優的官吏和學士們給予優厚的待遇，就不會有人任勞任怨地為國家生產了。對奮不顧身，勇敢殺敵的勇士們，不給予重賞，反而對朝庭中爭權內鬥的人贊譽有嘉，就不會再有為朝庭誓死盡忠的人了。如此一來使被供養的人，不能托負以重任，而有能力可重用的人，卻得不到供養，這就是造成國家社會動亂的原因。
在 （六反）篇中，韓非列舉了六種對國家無益，卻受獎賞的人如；畏死遠戰，降北之民也，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語曲謀知，偽詐之民也，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如果 《賞者有誹，不足以勸，罰者有譽，不足以禁 （八經）》就起不了鼓勵和震懾的作用。對國家有貢獻，應受獎勵的人如；赴險殉誠，死節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嘉厚純粹，整谷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
韓非並強調；《君無為，法無不為；法行而君不必憂，臣不必勞，民但而守法，上下無為而天下治》。以上的這段話 ， 簡單的說就是 ； 只要建立了為民興利和保謢人民 的法律 ， 即使君 主無所作為 ， 臣子不用操勞費 心， 國家自然會依法而治了 。 因此韓非 “法德相輔” 的思維，不僅補足了儒家以德治國的不足之處，並且他在政治上的遠見，已經超越了當今世界上的政治家們。如果韓非生活在今天的世界裏，他的主張一定是 “民主法治” 了。
我在網絡上，看到有言論說，因商鞅與韓非的法治理論依據，促成了秦始皇的一統天下。其實這樣的說法是不正確的。一來秦始皇根本沒有用韓非，相反的，秦始皇認為韓非對他不利，所以把他殺了。商鞅所行的只是苛政，不是韓非所謂的，以民為利的法治，何況商鞅終因民怨過深喪了命。因此許多人在法治的認知上，還不太清楚。現代所謂的法治，是人民與政府之間簽定的執法合約。人民經過民主的程序，制定了法律，交給政府去執行。兩千年前，韓非的法德相輔論，說明了僅靠德治或法治管理一個社會是不夠的。韓非的道理不僅是最接近並且是超越現代法治精神的。如果韓非生活在今日的世界，他一定是主張 “君權民受” 而不是 “君權神受”了。這也應當是未來世界政治文化可供參考的的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