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第53期-2008年3月

 

汉 语 的 “入 世” 时 代

成  舸

据统计，目前海外已有超过3000万人学习汉语，预计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亿。而一个朝阳行业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它的名字叫“对外汉语教学”。

追溯起来，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早在汉代就开始了。《后汉书》里就有“匈奴亦遣子入学”的记载。到了唐代，长安城里的国子监已经有来自异国的学生就读。和中国的举子们一样，他们使用儒家的经典著作作为教材，然后一起参加科举考试。和中国考生不同的是，政府给了他们一个单独的名称“宾贡”。“宾”就是留学生的意思，每年从宾贡里面取士的名额是很有限的。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过去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对外汉语教学，汉语教育往往跟汉学研究和宗教典籍翻译等融为一体。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针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始终没有成为一项专门事业和一种专门学问。

1950年，周恩来总理给罗马尼亚总理写了一封信，提出与这个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互派5个年轻人学习对方语言。在周总理特别关怀下，当时承担接收任务的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大学东欧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的对外汉语教学单位。为保证教学完成，又专门成立了外籍学生管理委员会。

翻开当时的教师名册可以看到，专修班的班主任由当时的清华大学教务长周培源教授兼任，而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则出任外籍学生管理委员会主席。这两位大学者在接到这个“政治任务”后，立即聘请曾在美国从事过汉语教学的邓懿负责专修班的教学工作，同时招聘杜荣、傅惟慈和熊毅为教师。

前罗马尼亚驻华大使罗明是1950年来华学习汉语的5名罗马尼亚人之一，是一个十足的“中国通”。如果仅听他字正腔圆、富有感染力的普通话，很难听出他是个外国人。罗明的夫人萨安娜女士也是上世纪50年代留学中国的学生，主要进行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他们的子女均曾在华留学，女婿为罗马尼亚现任驻华大使。

1950年12月1日，罗明和他的4名同学首先抵达清华大学。接着，匈牙利6名、保加利亚5名、波兰9名、捷克斯洛伐克8名留学生陆续抵达，并按国别编班开课。1952年新中国院系调整，这批留学生转到北京大学继续学习，人数已增至77人，除东欧诸国44人外，又新增了朝鲜29人，蒙古4人。这批学生从专修班毕业后，有的又进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等学校进行后续的专业学习。

熟悉政治是学习语言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目的，这几乎就是在为第一代外交官做岗前培训。因为当时这些留学生一句北京话都不会讲，所以只能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世界语”——俄语进行翻译和教学，转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他们又得到王力教授等人的亲自指导。在短短的时间里，罗明迅速掌握了汉语基础知识，学会了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从北大毕业时，罗明的毕业证书由当时的北大校长马寅初签发，衬底写着“为人民服务”。

1965年夏，两千多越南留学生来华，全国20多所高校承担了对外汉语教学任务，而当年留学生总数已达到3312人。1972年，因我国援建坦赞铁路，要为这两国长期培养专业技术人员，数百名坦桑尼亚留学生也来到中国学习汉语。

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两年后，汉语被列为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5种工作语言之一。而许多国外大学东方系的学生出于研究的需要陆续来到中国学习汉语。

“文革”刚结束，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三年级学生约翰·伯姆弗里特开始寻找到中国去的办法。那时已经有一些中国大学开设有学生交流项目。伯姆弗里特通过一位在斯坦福物理所工作的华裔教授，写了一封推荐信给这位教授在北京的同学，即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伯姆弗里特的计划实现了，先在北京学习汉语，然后再申请进入一所中国大学，进行东亚研究。在他的印象中，当时外国语学院里半数的学生都是形形色色的外国人，比如意大利共产党人，在寻找中国原子弹秘密的巴基斯坦人，穿着白色长袍的阿拉伯人，带着烟灰缸散步的法国知识分子，留着马克思式大胡子、追捧马克思的德国人，还有很多非洲流放者……

另一位欧洲人，荷兰莱顿大学的毕业生李约翰博士“文革”后期也来到中国，学习汉语一直到80年代，并娶了一位中国妻子。在荷兰，人们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兴趣也一直在上升，1875年在莱顿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学席位，1890年汉学家考狄创立的《通报》成为西方第一份汉学专业刊物。莱顿大学汉学院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超过300人的大学院。

1984年，北京语言大学的前身北京语言学院成立汉语水平考试设计小组，开始研制汉语水平考试（HSK），至1997年，HSK成为一个较为完备的体系。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表现良好，第二年的HSK考试人数比前一年翻了将近一倍。2001年中国申奥成功，同年中国顺利加入WTO。接下来的两年里，HSK报考人数又翻了一倍，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寻找在中国的工作机会而学习汉语。

菲律宾人杰德是个汽车维修工程师，10年前来到中国工作。同事大多数是中国人，不会讲英语，杰德便下决心学起了汉语。第一次和汉语老师谈及中国同事时，杰德说：“只有一个人懂些英语，他叫姜工。”老师告诉他“工”是工程师的简称，他惊讶地张大了嘴：“大家都叫他姜工，我以为那是他的名字呢。怪不得许多人的名字都叫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