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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的《汉语拼音方案》制订始末

全民争学a—o—e

[日期:2008-04-22]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黄加佳 [字体: ]

  全民争学a—o—e

  1957年12月,《汉语拼音方案》正式通过之前,刚刚随父母从越南回国的李乐毅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看到这份《草案》后,他立即试着用它拼写起来。“太方便,太简单了!我一会儿就学会了!”

  在越南时,李乐毅就曾尝试过自创一套“汉语拼音方案”,但是弄来弄去,不是拼法不够简单,就是标调不好处理,最终还是放弃了。“看到这套《方案》以后,我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前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时隔多年,李乐毅当时兴奋的心情仍然溢于言表。

  当时,他正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拿到新的《拼音方案》后,他马上组织同学们学起来。

  对汉语拼音最狂热的时候,他甚至用汉语拼音来记日记。“有一次,我用汉语拼音写的日记被团支书发现了,以为我在用密电码,搞什么特务活动。解释了半天,才说清楚。那次,差点儿就没让我入团。”提起这些有趣的往事,李乐毅呵呵直笑。

  1958年9月1日,刚刚入学的一年级小学生宗春启打开新发的课本,他惊讶地发现课本的第一页是一些曲里拐弯的外国字母。除了方块汉字之外,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字。“当时,我父母看到也很奇怪,说你们怎么学外文了。”

  但不久,宗春启就发现,通过这些拉丁字母他能够学会很多生字。宗春启回忆,那时候出了很多带汉语拼音注音的图书,学会拼音后,他经常到新华书店去看书。“以前不认识的字,一拼就知道是什么了。那会儿,我看了好多书,也自己认识了好多字。”

  1958年秋季入学的小学生,成为中国第一批学习汉语拼音的人。据统计,仅1958年一年,全国就有5000万小学生学习了汉语拼音。

  而在此前,为了能更好地完成汉语拼音教学工作,大批的中小学老师也分期分批地进行了培训。城里的教师由区文教局负责培训,而农村的教师的培训工作只能依靠北京高校的大学生了。

  那年暑假,正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的王理嘉背上铺盖卷,跟同学们一起来到京郊房山。王理嘉回忆:“那时候,农村条件很差,交通也不方便。我们坐长途车到房山边上,又坐着村里的马车进山,光路上就几个小时。”

  到了村里,十里八村的小学老师都搬着小板凳集中到生产大队的场院里。一块小黑板,几根粉笔头儿,刚从报纸上学会新汉语拼音的大学生们,当起了老师的老师。

  那时,农村老师普遍文化程度比较低,初中毕业就算是秀才了,更多的只上过小学。之前,他们压根儿就没见过拉丁字母,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王理嘉和同学们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教,老师们一点一点地学。三四天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居然都掌握了。王理嘉记得,结束培训时,他还专门为他们出了一张卷子考核。“大部分人都考得不错。连一个抱着吃奶的孩子来上课的女教师,也考了九十多分。”

  1960年,山西省万荣县年仅5岁的小姑娘吴建生和她的母亲俞冰如,从晋南小县城来到北京,参加十省市注音识字展览会。吴建生记得,一位工作人员把她领到舞台上,让她写“吴建生小朋友你好”,她便用汉语拼音写出了这句话。会后,吴玉章高兴地将这个小姑娘高高抱起。

  通过学习汉语拼音,吴建生认识了很多字,也能用汉语拼音写一些简单的话。后来她在翻看当时的笔记本时,还发现自己用歪歪扭扭的汉语拼音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

  很快,吴建生就成为学习汉语拼音的小名人了。直到现在,她还在山西省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从事语言文字工作,幼年的经历影响了她的一生。

  她的故乡晋南小城万荣,也因为用汉语拼音成功扫盲和推广普通话,成为全国的一面红旗。

  新中国成立后,万荣县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一直在做扫盲工作。但是经过几年努力,效果甚微。由于,农民只能利用农闲时进行扫盲,回生率很高。

  《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后,万荣县找到了扫盲的好方法。据当时报告记载,一般农民15到20个小时就能掌握汉语拼音,利用汉语拼音识字,100个小时就能识字1500个。

  那时,万荣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商店食堂,只要有汉字的地方都被标上汉语拼音。万荣县青古村村民王俊道至今记得,那时候,他们在地里干三百米,到地头坐下来休息一下,休息的时候就你问我,我问你,互相学习,很快就学会了。

  村里的老人们都说,如果不是有拼音这个好办法,我们至今还是睁眼瞎呢!

  拼音统一中国话

  汉语拼音不但帮助了注音识字,对于推广普通话更加意义非凡。

  中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各方言间除了语音差别甚远外,词汇、语法也不尽相同。特别是岭南、江浙方言,北方人听起来如同外语。这种巨大的方言差异,给人们的交流造成很大不便。

  周有光记得,解放前他在欧洲遇到几个中国老乡。一个广东人,一个福建人,一个上海人,三个人在外国说中国话说不通,最后只能讲英语。

  其实,早在清雍正年间,朝廷就要求各地方官一体学习官话,但几百年过去了,各地普通话普及程度还是很低。

  1955年10月2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闭幕仅仅两天,中国科学院就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会议明确定义,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标准语。

  曾参加这次会议的胡明扬记得,对于普通话的定义,专家们还有过一番争论。有人认为广东话中保留了很多中古读音,是中国最古老的发音方式,普通话应以广东话为基础。有人认为,上海聚集了大量文人,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海话应作为普通话的基础。但是由于全国70%的方言都近似北京音,北京语音最终成为普通话的标准语音。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指示》中要求在文化教育系统和人民生活各方面推广普通话。学校、广播、电影都成为推广普通话的工具。由于这些推普方式都限于口耳相传,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推普工作收效不大。

  1958年,福建省大田县吴山乡19岁的社员陈进四,作为福建推广普通话的标兵来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陈进四告诉记者,其实那时候她还不怎么会说普通话。

  到了北京,吴玉章专门派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杜松寿教她学拼音。很快,她就掌握了。回到吴山,她用汉语拼音拼字音,普通话提高很快。

  吴山乡是福建省最偏僻的地方,方圆四十里全是崇山峻岭,方言非常杂乱。有时,只要隔一条河互相说话都听不懂。解放初期,吴山乡的干部大都是从北方来的。北方干部都是一口普通话,当地农民可犯了愁。开会、做报告,他们听不懂。土改的时候,全乡只有一个地主的儿子能听懂普通话,乡里就让他给老百姓当翻译。可没想到,他把群众的好话翻成了坏话,把政府的政策由白说成了黑。结果,土改时农民们吃了大亏。好久以后,大家才回过味儿来。学会普通话,对于吴山乡的村民们,太重要了。

  陈进四一直担任吴山扫盲班的老师。学会汉语拼音前,她每周都要跑到20多里以外的邻乡找小学老师备课,然后再回来教学生。老师发音不标准,她学的时候也是大概其,回来转述给学生,就更走样儿了。几年下来,不但学生没有学会普通话,就连陈进四这个老师也说不利落。学会汉语拼音以后,他们学习普通话终于有了标准。现在,陈进四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是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汉语拼音不只是中国拼写中文的标准,也是世界拼写中文的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标准(ISO)《文献工作——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8年2月11日)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被用来拼写中文。”当时,美国国会图书馆里中文书籍的检索目录都是根据威妥玛式编写的,为了适应国际标准,他们投资2000万美元,把目录全都改成了汉语拼音检索。

  电脑时代到来后,汉语拼音又成功地解决了汉字输入问题。据统计,现在95%以上的电脑用户,都采用拼音输入法。

  现在,汉语拼音在国际交流、对外汉语教学、手机输入、手语、盲文等各个领域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生活中,我们越来越离不开汉语拼音,而它也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另外一种重要手段。(本报记者 黄加佳 感谢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图书馆、档案室的资料提供,以及语研所杨建明、北大苏培成老师的大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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