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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词汇方面的讨论
陆志韦说：从书面语和国语的关系上看，语音、词汇、语法这三方面最麻烦的是词汇问题。语音一般不反映在书面上，如，北京的儿化词不一定写出来，因此语音的关系不大。语法的加工实际上是修辞的加工，因此关系也不大。他强调，书面语的规范尤其要注意词汇方面。北京词汇有些土的，有些不土，土的程度很难定，如：“这家伙儿抠门儿到家了”，“家伙儿”别的地方也有，“抠门儿”是土语，“到家了”也是土话，很难代替。他希望把北京话的词赶快写出来，决定那些是土的，那些是不土的，从中吸取经验，找出原则。张为纲也认为应当重视词汇问题，他认为书面语应以普通话的词汇为主，必要时可以用方言词汇，但要加上注解。
岑麒祥说：应该不限于用北京话的词汇，因为北京话里有些词是不好懂的。例如“山药蛋”等类的词，广东人根本不懂，如果用“马铃薯”，大家就都能懂。韦慤说，几年来中小学课本里选了一些含有西北语汇的课文，南方的教师不懂，也无从查问，都着急了。现在试用的课本用普通话的词改换了过于土的词，语文教学就减少了困难。
周祖谟说：人民口头创作可以用方言词，作品对话中也可以用方言词。舒舍予认为：作品中滥用地方土语并不能加强作品的表现力，作家在写作中应该约束一下。
吴青说：有的电影演员认为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就该用什么地方的语言，如在《桥》这部影片中表演一个山东工人，就用山东语音讲话，结果观众不懂。刘迟说：过去东北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在说白中用东北话的“蹲狱”、“能耐”、“啥”、“不情绪”而不用普通话的“坐牢”、“本领”、“什么”、“闹情绪”，引起其他地区的观众提出意见。1952年后，才少用方言词汇，现在对某些词的取舍问题还很难解决。
朱德熙认为：要是一个方言的词已经进入书面语，取得了公民权，不妨从宽处理，对外来的格式，新生的词要从严选择。他更指出，创造新词有两个原则，一是要有需要，二是要合乎汉语的构词规律。郭良夫对“原有从宽，外来从严”的主张有不同的意见，他觉得怎样从宽从严很难硬性规定。两可的格式很多，不一定要取消一个。
周有光说：解放后报刊上的文章比以前接近口语了，但有些知识分子由于长期旧传统的影响，写文章文白夹杂，显得不很自然。现在应该注意这个问题，为拼音化做好准备工作。胡明扬认为：书面语言是根据口语来的，二者应当一致；语法规律基本一致，基本词汇也要一致。口语里无适当的词就应当采用文言词。书面语不要用过多的文言词，比如：有了口语里的“就是”就不必采用文言里的“即”。杨伯峻认为：运用文言词汇也是丰富我们语言的源泉之一，有些文言词简短精悍，必要时不得不用，但滥用也不对，问题在于怎样适当地运用。
关于同义词问题，吴文祺说：同义词的取舍应该依照精密、完善、丰富的原则。说“火柴”比说“洋火”好，应该取“火柴”；说“喝茶”比说“吃茶”、“饮茶”好，应该取“喝茶”。但是修辞色彩不同的同义词应予保留。至于“剧场”、“戏院”这类同义词是否要去掉一个，可以考虑。杨晦、胡裕树都认为不应该过于限制同义词。
舒舍予以建筑部门的用语为例说明词汇的混乱。他说：建筑用语，往往工程师有一套，工人有一套，有时彼此乱用。例如“铺楼板”、“支楼板”同指一件事物，叫名不一致。作家体验生活从事写作的时候，选用词汇无所适从。其次，我们应该直接用体验生活中所得到的语词呢，还是用一般人能了解的语词呢？例如部队中说“缴械”，一般人说“下他的家伙”。作品中如果写了“下他的家伙”，报馆编辑一定给改作“缴械”。他认为使用语词固然以使大家能懂为原则，但是，不应该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把词汇限制过严。
张仲实说：商品名词应由科学机关和有关部门会同研究，规定统一的名称，经政府批准后推行。电影、话剧、广播、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工作者应该在词汇统一会议上共同商讨，提出办法，由政府审查实行。倪海曙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赞成罗常培说的“要少采取‘规定’的办法，而多采取‘影响’的办法。”
（四）语法方面的讨论
关于语法规范和语法研究方面，陆宗达说：汉语语法的规范，应该以北方话为基础，北方话中语法分歧的地方以北京话为标准。规范的原则：（一）破坏词的完整性的格式，如“需不需要”应当排斥。（二）虚词乱用的应当纠正。如北京话中“连那本书给带来”的“连”，跟“连”做连词时的正确用法相混了，是应当规范的。（三）应当适当的吸收方言、古语和外来语的成分。
关兴三说：语序是汉浯语法的特点，根据语序特点的原则研究语法，应该从结构形式出发，不应从意念出发，但忽略意念就容易偏。关于汉语语法的规范问题，如果方言与标准语的语法形式不同，方言应该服从标准语，如“我搬他不动”应服从“我搬不动他”。采用文言成分，应该加以限制，像“以资奖励”这类用法，应当限制在公文中使用，文学作品里不要用。
朱德熙说：汉语的构词法过去没有很好的研究，今后应该展开这方面的工作。在语法规范方面，连词“和、与、同、及”等过去只能连名词，现在也能连动词、可以考虑分工。
刘镜人说：虚词的用法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如“尤其、何况”有些人就常常用混了。这些问题时常引起争论，如不解决将会影响教学质量。
胡裕树说：外来语的语法成分可以吸收一部分，但是要有选择，无原则的欧化是应当反对的。像《五年计划》里的数词的表达方式就很好，可以学习。关于语法体系的问题，今后短时期内应当建立起统一的体系来，目前应当先规定一个暂时的体系作为共同纲领。体系的研究应当与实际的研究工作并重。
张志公说：现在汉语语法体系繁多，编中学汉语教材课本感到很多困难。例如：“我是中国人”就有几种分析法，“我的书”的“的”，就有几种词类的名称。课本中不允许罗列各种说法，而我们编课本的人从开宗明义就无法措手。我们也曾组织过一些讨论会，但不得要领。语法理论的研究是重要的，同时对体系的讨论也应重视。语言学者在语言规范问题上，不应当采取自然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态度，要积极推荐某些正确的用法，并且否定那些错误的用法。
郑光仪说：最近有本语法书，专爱使用一些极特别的结构如“非糟不糟”之类做例句，这是不对的。
（五）词典方面的讨论
萧家霖提出编词典的一些问题。他说：怎样算一个词，还争论未定，编词典的人对于选词就有困难；语法系统术语不统一，对于编词典也有很大的影响。现在需要有一个普通话的词表。我们为了编一部小学校通用的小词典，从几十种通俗读物里选出词来作了一个词表。这个词表约有一万四千个词，很不全面，有一些常用词还没收在里面。注音以北京音为标准，如读音中有两读，我们以带有全国性的音为本音，只有北京人才那样读的音为又音，注解问题，最困难的是一词有几个意义，意义相差很远的容易分，中间模棱一点的很难分，因此各人划分的义类不同。划分义类的原则还没找到。经验证明编词典应该广泛地收集资料，才便于说明词的意义和用法并举出适当的引例。
鄂山荫教授说：我看只有收集资料这个问题是主要的。如果给小学生编词典，先要了解小学生常看哪些书刊，再大量收集这方面的词汇。资料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林汉达说：我过去编词典总想面面俱全，将所有的材料都收进去，结果做不到，这是因为我没有明确所编词典的对象的原故。选词是个麻烦问题，我认为如果两个词结合起来产生新的意义（例如“饭碗”有时用来表示“生活”或“工作”的意义），应该收入词典。跟“不”字结合的词很多，收集的标准可决定于后面的字。如果后面的字不能独用，可与“不”字连起来当词收入（例如“不同”）。不应该在规范性的词典里收方言词，将来可以编方言词典，如果收一些方言词，必须加以标识。太古怪的字也不要收。一个字有三个音，能取消两个就取消，不能取消，就作为又音。
郑之东说：有人统计解放后到现在由名作家创造的新方块字就有几百个。这样下去会妨碍汉语规范化。《同音字典》的毛病在于没考虑到规范问题，例如和“圪塔”同音的异体字就收了五种，并没推荐一种写法。是词不是词不能单从构词法决定，必须根据社会一般的看法，大家认为是词的就是词。
（六）翻译方面的讨论
关于翻译问题，周有光要求翻译工作者在翻译新名词的时候，不要制造同音词。倪海曙指出有些翻译小说用词很怪，希望翻译家整一整风。
刘迟说：电影翻译工作对于语言规范化有重要的影响。翻译得好，演员录音时就会说得好些。怎样正确地翻译，吸收外国语言中有用的成分，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中苏语言习惯不同，俄语常用倒装句：“我一定去，如果你来找我”，“我一定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如果你再给我一个师的兵力”，我们在翻译就有了困难。有些外国谚语，译文不容易充分表达出来。例如一个影片中表演发明了采煤联合机，斯大林同志说：“一只燕子飞来，你还不能认为春天”。又一个影片表演一个自私的老集体农庄庄员，他说：“自己的衬衫最贴自己的身”，有人提议改为“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大家认为不合适，仍用原来直译的句子。
舒舍予说：像“一只燕子飞来，还不能认为春天”这类话很有意味，咱们也能懂，就这样翻译，还可能成为中国的谚语；但由于风俗制度的差异，照直译，咱们不能懂，就应该用另一句话来代替，不过要避免用咱们有而他们没有的语句。翻译作品，不要一点外国味儿不带，这样会给人以错觉，认为外国事事都跟中国一样。至于倒装的句法，汉语也有，例如“我们可以打胜，可是得给我们一师兵力”，用“可是”把意思转回来了。规范应从全面考虑，不可执著。
（七）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
关于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问题，林焘认为：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存在着矛盾，但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推广普通话自然要缩小方言的使用范围，但是方言本身还是要不断发展的，在方言的发展过程中，用它不断产生的符合生活需要的新的成分丰富普通话。叶籁士说：目前汉语的情况是方言太多，不是方言太少了，推广普通话就是尽量扩大普通话的使用范围，相应地缩小方言的使用范围。方言在使用范围上受到限制，但是并不会因此消灭。郑之东说：方言如果存在，并且能起一定作用的时候，也还要使用方言。但是不要让方言长期发展下去，而要引导它渐渐走向一致的共同语。
关于地方戏问题，周有光说：推广普通话不应排斥地方戏，地方戏应该让它长期存在，因地方戏有它的艺术特点。马彦祥说：政府提倡发展地方戏曲，现在全国的地方戏曲有二百种之多。地方戏曲和方言的使用分不开，推行普通话以后，地方戏曲的腔调和音乐是否也要变，这是个问题。侯宝林说，现在地方戏的语言已经自发地接近普通话，例如山东琴书已经有人用北京音唱，苏州弹词的道白也含有普通话的语音成分。这样反而受到更多听众的欢迎。
（八）文学风格与语言规范化
关于文学风格与语言规范化的问题，张寿康指出现在有些作家为要坚持自己文章的风格，往往用语不规范。如《谁是最可爱的人》里就有不规范的词句：“我们的部队……我感觉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他们的胸怀是那样地美丽和宽广。”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的文章，也常常发现不合规范的词
句，如：“落了群众的后”，“苏联已经进入共产主义时代，我们已经离开（应作离着）共产主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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