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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纪要

 

 

从25日下午到26日,代表们分成五个小组讨论上面两个专题报告。讨论的内容主要如下。

(一)汉语规范化的重要性

周祖谟说:这次会议召开是及时的,汉语规范化首先要使语文工作者思想认识取得一致。关于规范化的重要性,他认为可从四方面来看:⑴共同语言是民族特征之一,汉语自古以来就是汉族的共同语言,汉语有其发展的规律,不过因为方言很多,很多方面表现分歧。我们要在统一的书面语言的基础上确定口头语言的共同规范。⑵语言不仅是交流思想的工具,也是发展文化的利器,现在祖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语言在提高文化普及教育上都有重大作用。为了配合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建设,语言必须有一致的规范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⑶规范化是为实行拼音文字作准备,必须使普通话在语音、语法、词汇各方面有一定的规范,否则拼音文字的推行就会遭到很大的困难。⑷语言规范化可促进民族共同语的发展,使它更趋于完善和精密。

杨伯峻指出,规范化有两个作用:①为祖国语言的健康和纯洁作出具体指示;②使大家有一个共同能听懂的语言,为拼音文字创造基础。

周有光认为:汉语规范化工作可以使我们的语言由纷歧到统一,从模糊到明确,使我国的语言精确化、定型化,而尤其重要的是给文字的拼音化铺平道路。

葛信益、孙敬修从自己的教学工作中体会到汉语规范化是十分必要的。他们认为,目前汉语在语音、词汇、语法和标点符号上都存在着问题,非常混乱,给教学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教师和学生之间有了规范化的共同语以后,讲课听课都不吃力,彼此愉快,教学效果可以提高。

夏青说:语音的不合规范给广播工作者带来很大困难,许多字都不知怎样读才算正确。

史枚说:从出版界的观点看,语言有明确的规范可以大大减少出版编审工作所浪费的时间。比如:专门术语的不统一,人地名译音的不一致,成语的正字法的不一致,这些都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很大困难。虽然出版界内部规定了一些办法,然而都不是尽善尽美,完全统—的,所以汉语的规范问题对出版界来说是迫切需要的。

孙崇义结合编词典的工作说明汉语规范化的重要性。他说,过去由于规范不明确,编词典的人常感无所适从。规范化问题的提出,使编纂词典的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

(二)语音方面的讨论

对于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规定,代表们发言一致拥护。岑麒祥说:以北京音为普通话语音的标准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北京音内部有些纷歧,应当以知识分子的语音为标准。谢尔久琴柯教授说:以北京音为标准应该注意到那些最广泛的成分,注意共同性的东西,而不是那些细节。在苏联确定莫斯科音为标准音时,也不是以莫斯科所有的话为标准,而是以莫斯科文学家、工人的语音,以苏联最有成就的演员的语音为标准,也就是说以能在语言中作范例的语音为标准。郑之东说:要规定拼音文字方案,首先要确定语音。过去有人认为拼音文字的语音系统可以不一致,是不对的。不应该认为普通话是个大杂拌,应该以北京音为标准,但不采用北京土音。

关于尖团音的问题,赵天吏说:北方话大多不分尖团,解决同音词问题可依靠音节的结合来解决,分尖团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反而增加很多学习上的困难,得不偿失。周有光说:我过去是主张分尖团的,认为对语言精密化有好处。现在既然大家都反对,我也就不坚持我的意见,不过可以把尖团作为符号来区别同音词,不必读出区别来。

关于入声问题,代表们发言一致认为不应把入声加入标准音中。高向夫说:广韵有入声是附声韵,不与平、上、去相配。这种附声韵在现在的广东话中还保留着,北方话已经失掉了入声,从《中原音韵》时代就已如此,可见这是历史的发展趋势,我们不应开倒车,把入声硬加在北京话中。张士一说:入声本身又有字调的高低变化,是它的缺点。在教学中不教入声,对有入声的人并不困难。加上入声虽然可以减少同调字,同时也增加了不少麻烦。规范应该得简省就简省,才便于学习,所以标准音里不应收入声。赵毓英说:河南安阳话中的入声是个短调。现在只保留在单字音中,连读时则变成舒调(阳平),可见它正在趋于消灭。其他方言类似情形一定很多,标准音中不应加入日渐趋于消灭的入声。

关于儿化问题,代表们的意见较为分歧。薛声震说:儿化并不是北京所独有的特点,有些地方的儿化比北京还要多,如四川、贵州连人名都可以儿化。北京儿化有规律可以掌握。假若去掉儿化就违反了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原则。因为它整个破坏了北京话的语音体系。陆宗达说:儿化在语法上有构词作用,在感情上表示爱称,也是分别词义的手段。去掉儿化就会立刻感到词汇贫乏,所以应当保存,但太土的应去掉。刘镜人认为有的地区的人学习儿化有困难,因此可以把儿化的限度放宽一些,加“儿”而可以不化。程世本认为可以保留在书面上的和有—定作用的儿化词,其他的取消,以减少学习上的困难。孙谦则主张凡不儿化可以听懂的词,一概不儿化。

关于轻音问题,代表们的意见和对儿化的看法相类似。黄绮、彭铎等认为轻重音在构词上和区别语义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是汉语良好成分之一,应该全部保存。王力、倪海曙等认为轻声词方言区的人听起来模糊,规律也不好掌握,应该考虑。

关于声调问题,有两个相反的看法。倪海曙说:要大家学普通话,大家都有发言权,应该注意群众的批准。声调方面的要求应该宽些。我教新文字不标调,效果很好。据专家们研究,上海话有七调、八调,我生长在上海,从不觉得上海话有声调,而意义完全可以区别(“领”和“拎”两字例外)。北京话声调,外地人学起来很困难。我觉得北京的声调可以不定为标准。王力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广东人学北京话,掌握声调比辅音、元音还容易。对于学习的人要求可以低些,但不能没有标准。北京话的声调应该作为标准。吴语有清浊等因素区别同音词,声调比较次要,北京话则不同,声调是区别同音词的重要成分。至于变调,规律很难掌握,学习起来不容易,应另想办法处理。

关于一词异读的问题,代表们提出很多规范的具体建议。孙崇义说:如果韵书上的北京音现在已经死掉了的,像“暴露”的ㄆㄨㄌㄨ一音应该舍弃而从现在的音,读“ㄅㄠㄌㄨ”。关兴三说:如果一词的两读,一个只在书面语里存在,一个则书面和口语都用,则取后者。如“供给制”不取ㄍㄨㄥㄐㄧㄓ而取ㄍㄨㄥㄍㄟㄓ。黄绮说:两读能区别意义和有语法作用的可以并存。否则应取消一个。取舍的原则,一方面要考虑历史上的根据,另一方面要照顾约定俗成的原则。如:“酝酿”中“酿”的“ㄖㄤ、 ㄋㄧㄤ”两音,应保留“ㄋㄧㄤ”音,好与“酿酒”的“酿”一致。但“滑稽”的“滑”就应该读ㄏㄨ

ㄚ而不读ㄍㄨ,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读ㄏㄨㄚ。张为纲说:“垃圾”照同根词应读为ㄌㄜㄙㄜ而不读ㄌ丫ㄐㄧ;“汗流浃背”,的“浃”读ㄐㄧㄚ,“颤动的颤”读ㄔㄢ,都是和原来的读法不合的。把古代标准音和现代标准音对比一下,找出对应规律,照顾了古音,就照顾了方音,词典注音应配合注古音。许多古音保存在方音里,决定北京话的个别字音,须有历史观点,死抓住现代音,不联系过去,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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