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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字杂用”现象与汉字前途问题

宗守云

我们首先给“音”和“字”做一个界定。“音”就是字母,“字”就是汉字。“音字杂用”现象其实就是字母和汉字并行使用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现行词语中大量存在着,如:卡拉OKTPO意识、SOHO族等。在刘涌泉编著的《字母词词典》中,这种“音字杂用”的词语有八百多个。“音字杂用”现象不仅在词语平面存在着,而且也在句子平面存在着。例如:

1)为求做到尽善尽美,情景逼真,片中所有特技效果将由制作《古墓丽影》及《哈利·波特》的国际知名特技公司Moving    Picture负责,花了10个月才制作完成。(《南国早报》200364日)

2)在做总结时,答辩委员会主席对这位博士的数学论证使用了一个词,令我终身难忘。这便是very   beautiful。我真不知道,数学论文如何还能beautiful。(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

句子平面的“音字杂用”在修辞学中被称为“异语”,它往往反映着实际的语言名称和实际的语言使用。

对于这种“音字杂用”的现象,学术界历来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既然人们这么用,就一定是有道理的;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语言和文字的污染,甚至有人痛心疾首地呼吁要守住汉字的家园。我认为,“音字杂用”现象是跟汉字前途有密切关系的一种现象,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未来汉语书写的形式。

说到汉字前途,人们自然就联想到了拼音化问题。在学术界,人们对拼音化的理解至少有以下三种:1、拼音辅助汉字;2、拼音和汉字平起平坐;3、拼音代替汉字(见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关于拼音辅助汉字,其实现在已经是一种既定的事实了。关于拼音和汉字平起平坐,苏培成说:“在没有出现非用汉语拼音不可的大形势以前,它不会取得和汉字平起平坐的地位。”关于拼音代替汉字,这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一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拼音文字是不可能代替汉字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汉字和拼音文字能不能并行使用呢?换句话说,“音字杂用”能否行得通呢?我们的回答是:能。

首先,从理论上讲,“音字杂用”可以解决汉字运用中实际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译音问题。汉语的译音问题很严重,尤其用汉字记录翻译的人名、地名和术语,甚至有人说,这是一种“公害”。在《应用语言学》(刘涌泉、乔毅编著)一书中,译音问题被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1、一名多译。如“门捷列夫”有28个译名;“克隆”也有20多个译名;世界畅销书《IACCOCA自转》一年内就有“雅科卡、艾科卡、艾柯卡、亚科卡”四个译名。2、异名同译。如HaleyHalleHalleyHallieHaley都被译为“哈利”。3、音节增多。如Grunsfeld,译为“格伦斯菲尔德”,由两个音节增加到六个。4、译音不准。如Johnson,译为“约翰逊”,相差太远了。5、回复困难。如尼采,如果用这两个汉字的音节跟德国人交流,德国人肯定不知所云;如果交流时不知道德语原来的读法,无法回复,则更会造成交际的障碍。6、性别混乱。如有一本俄文著作,翻译者不知道人物的性别,就把上部译为“契尔巴娃”,下部译为“契尔巴瓦”。7、不便识读。如“政治顾问小米切尔·丹尼尔斯即将离开白宫,去主持印第安纳玻利斯的赫德森研究所。”这里“的”是一个音节呢,还是结构助词?8、影响区间交际。如美国前总统Reagan,大陆译为“里根”、香港译为“列根”、台湾译为“雷根”。这就影响了两岸三地人民的交际。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是,新的外国名称不断出现,字典查不到,新闻时间紧来不及推敲,最主要的是,汉字根本不能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名从主人。而名从主人就是要用拼音字母转写外国的人名、地名和术语,转写之后就形成拼音文字和汉字杂用的局面了。因此,“音字杂用”可以解决译音问题。

我们现在见到的“音字杂用”多见于直写或转写外文。如果我们能够再前进一步,用拼音来标记难字、偏僻字、方言用字等,也会给书写带来一定的便利。拿汉语中的方言用字问题来说,“音字杂用”似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我国北方农村有一种主食,是用玉米面或莜面做的,先在锅里放很少的水,水沸后放入玉米面或莜面使劲搅动,再放入盐面,有时还要放油炒一炒,人们管这种主食叫kuilei。这两个字用汉字怎么写?没有一个统一的写法。我至少见到过三种不同的写法:

3)咱们山西有首民歌不是说“交城的大山里有的是好茶饭,白面莜面栲栳栳,还有那山药蛋。”(《山西日报》198065日)

4)“明儿早起吃顿中莜面馈垒。”福牛自个儿对自个儿说。(曹乃谦《铜瓢铁瓢瓮上挂》)

5)工地上常吃的,是莜麦面傀儡,就是把莜麦面和上水,打成蚕豆大小的面疙瘩,然后在大锅里翻炒。这种傀儡本来不好吃,但工地上炒时放的油多,人们都很爱吃。(阿宁《忆向阳》)

这样,kuilei一词就有“栲栳”“馈垒”“傀儡”等三种写法。究竟哪一种写法正确?似乎很难有个统一的定论。我查了许多工具书,也检索了一些语料库,但没能考证出这两个字的写法。也许是我的古文功底不够深,也许是汉字中根本就没有这两个字。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与其呕心沥血去考证它,不如用一种新的方法化解这个矛盾。这个新方法就是,用拼音来标记这两个音节。这样,“音字杂用”庶几可以解决方言用字问题。

其次,从实际情况看,“音字杂用”在书面中已经多有使用。各种各样的报刊杂志几乎都给了“音字杂用”一席之地。这可能是将来汉语书写系统变革的前奏。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我想有以下一些。1、与社会的发展有关。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尤其是中国已经加入了WTO,外来事物会进一步进入中国,外来词语也会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在我们不能用汉字记录而只能用拼音直写或转写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音字杂用”的情形。2、与科技的进步有关。当今科技的进步可谓日新月异,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有新的科技名词术语出现。我们不可能把每个新的科技名词术语都用汉字包装起来,而最好是用拼音来标记。况且,懂得这些新科技名词术语的一般都是行内人,这些人往往具有比较好的专业英语知识,所以也没有必要把这些名词术语非转化成汉字不可。不过,一些影响比较大的专业术语,如“克隆”“基因”等,也会进入寻常百姓家。这时倒可以考虑用汉字来记录。究竟是“音字杂用”,还是转化成汉字,这得具体对待,这里似乎有个层次问题。3、与人的心理有关。“音字杂用”固然有悖传统书写形式,但它比较适应使用者求新求异的心理状况。“具有新奇性的词语和说法才能流传得迅速而广泛。”今年我国突发“非典型性肺炎”,词汇中很快就出现了两个等义的新词:非典,SARS。按理说,“非典”的理据性是最强的——“非典型性肺炎”最早出现在中国,“非典”又符合汉语简缩的规律——但是,这么强大的理据之下却又有SARS与它争夺地盘,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其实如果我们从人的心理的角度去剖析这个问题,也并不难理解:“非典”比较单调平淡,很难引起人们的兴趣;而SARS是外文,能够给人一种新奇之感。这就造成了“‘非典’与SARS齐飞,‘世贸’共WTO一色”的局面。

“音字杂用”既可以保持汉字的优点,又可以克服汉字的缺点,所以它应该是一种比较有前途的书写形式。早在1934年,鲁迅先生就提出汉字中可以夹用拼音的思想。他说:“开手是,像日本文那样,只留一点名词之类的汉字,而助词、感叹词,后来连形容词、动词也都用拉丁拼音写,那么,不但顺眼,对于了解也容易得远了。”(《汉字和拉丁化》)高更生先生也认为:“有些象声字、感叹字、联绵字可以用拼音代替。”一般认为,汉字的最大缺点是难写难认难记,如果我们能够适当地杂进一些拼音的东西,让拼音和汉字并用,这对解决汉字的“三难”问题无疑具有重要作用。有人说,汉字存在的最主要原因是它能够适应汉语的特点。其实,作为书写工具,汉字很难说能不能适应一种语言。我认为,汉字存在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语言文字本身的问题,而更主要的是文化和传统的问题。我国周边的一些国家有许多都曾经使用汉字作为书写工具,后来基本上都改成了拼音文字。日本和朝鲜、韩国现在则部分地使用汉字。同样都是日语或韩语,为什么以前可以长时间使用汉字记录,而现在又可以长时间地用拼音文字记录呢?这里似乎并不存在适应不适应问题,主要是个历史文化问题。东干人说的是汉语方言,写的却是俄文字母。是不是说俄文字母适应汉语方言呢?当然不是。这也与历史文化有关,因为东干人现在是居住在前苏联境内的,他们的文字也是前苏联政府为他们创制的。况且,我们在为兄弟民族创制文字时也采用拼音文字,那么,汉语为什么不能用拼音记录呢?所以,从理论上讲,汉语是完全可以用拼音记录的,只不过是历史文化传统不允许罢了。周有光先生认为,给一种语言创制文字,同给一种语言变更文字,情况是不同的。这里的所谓给一种语言变更文字,其实主要就是文化传统问题。“音字杂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保护传统的作用,它不会像“一夜之间汉字尽废”式的激进的拼音化让人不能接受甚至造成社会的混乱,也不会使汉语书写系统裹足不前,因此它将成为文字改革的一种方向。当然,具体应该怎么改,语言中的哪些成分需要用拼音来标写,恐怕还需要大力研究。

最后谈一谈“音字杂用”会不会失去汉语汉字的家园。其实我们完全不必担心。家园是开放的,而不是保守的。现在日语中夹杂着汉字,可是日本人从来没有担心有一天会失去日语日文的家园。韩国的情况更复杂,在街头巷尾、报刊媒体中,人们常常会见到谚文、英文、汉字杂用的情景,而韩国人也并没有为此而忧心忡忡。我们应该学会宽容,应该有包含万象的胸怀,这样才能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唐朝是“有情之天下”,社会心态普遍开放,才造就了唐朝繁荣的社会和丰富的文化。今天,面对全球化的进程,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外来文化和外来事物,而一定要守住所谓的家园呢?

 

注释:

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第19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王希杰《修辞学通论》第16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高更生《汉字研究》第282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参考文献

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周有光《比较文字学概要》,语文出版社,1998

刘涌泉《字母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刘涌泉、乔毅《应用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

高更生《汉字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通讯地址: 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70# 54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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