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外语学术界普通语言学教材的认知错觉
外语学术界对字和词的认知错觉相对来说更加多。前面说的认知语言学教材多数是外语学术界学者编写的。下面我们分析外语学术界流行的普通语言学教材。
1988年以来北京大学胡壮麟为主编写了分初级、中级和高级的3本普通语言学教材。这些教材除了高级版本只有英语版本，其他都出版了英语和汉语两种版本。这些教材基本上忽视了文字的理论，漠视文字的作用。只有《语言学简明教程》有“文字系统”的专门章节。这本来是可喜的事情，但是这里介绍的文字理论有不少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下面我们来分析这些地方。引用的都是胡壮麟、李战子主编（2004）的汉语版本的内容：
（1）文字……可以将声音元素转换成视觉元素。（第132页）
这里存在对应概念的逻辑严谨问题。“视觉”应该跟“听觉”而不是“语音”对应。“语音”是跟“文字”对应的。听觉形式和视觉形式只是语言的不同形式，不应该用一个表达模糊又不准确的概念“元素”。应该说：“文字……可以把语言形式从听觉形式转换成视觉形式”。
（2）语言是一个国家独一无二的特性，但文字却不一定。不同的国家使用的文字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第133页）
这里本来想说明语言和文字的不同，结果让人更加糊涂，看不到不同。语言怎么体现国家独立的个性关系？英语被那么多国家做为国家通用语言，怎么通过语言体现国家的“独一无二”的个性？作者回避了这些事实，只是接着说明一个国家可以从外国“借用”文字。如果这样理解“借用”，那么语言也可以借用，例如新加坡、印度等国家借用了英语。因此，语言和文字都是没有国界的。各个民族应该爱惜自己的语言及其文字，同时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接受具有优势的语言和文字。但是，可以说明，借用文字比借用语言相对容易，借用了语言自然就同时借用了它的文字。这种借用跟国家没有必然关系，国家内的不同民族同样可以发生，例如新加坡借用外国的英语，中国满族借用国内的汉语。
（3）很多中文汉字都来源于图形文字……其他古代语言同样如此……（第134-135页）
这里大概想说现代汉字来自古代汉字。古代汉字从图画起源，具有图形特点，其他古代语言的文字也一样。但是“中文汉字”让人莫名其妙。“中文”在专业领域目前也时髦地被当做“汉语”的代称，其实不科学。汉语是中国的通用语言，即使把汉语叫做“中国语”，也应该简称“中语”，不应该用让人误解成“中文”，因为“文”做为构词语素一般指书面语。当前流行的“汉语桥中文比赛”是这种逻辑混乱的典型表达。《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用了“汉语”30次，也用了“中文”5次。“中文”本来是“中国语言文学”的简称。即使把“中文汉字”表达成“汉语汉字”，也跟后面说的“其他语言的文字”不对称，除非跟“日语汉字”等对应表达。这里的正确表达应该是：“汉字中许多字继承了早期的图形特征……其他古代语言的文字也一样……”
（4）其音节被其他人借用来书写自己的语言……希腊人完成了将辅音从元音中分离这最后一步……（第136页）
这里大概想说语素文字中抽象对应记录音节的字（其实是不区分语素，写同音的别字）被其他人借用书写自己的语言就形成了音节文字，把音节中的元音和辅音分开书写就形成了音素文字。可是，“音节”怎么被借用去“书写”语言？音节是语音单位，不是文字单位。“元音”里面怎么可以分离出“辅音”呢？元音和辅音只是音节中分离出来的两种音素。这里的正确表达是：“它偶尔使用的音节字被其他人借用去系统地书写自己语言的音节……希腊人完成了从只写辅音不写元音到把音节中的辅音和元音分开书写的最后步骤……”
（5）电子文字和传统的纸印文字大不一样，它可以加入视觉和听觉信息……电子文字既不属于书面语言也不属于口头语言的范畴，而是介于这两个之间……Bordia……将以计算机为媒介的通讯方式归纳为“结合口头文体与书面文本的通讯方式……‘表情符号’的手段达到了与口语交流相同的效果”（第136-137页）
这里的意思大概想说电子书面语由于可以插入表情符号等视觉信息，也可以插入环境声音等听觉信息，具有再现口语表情语境的效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电子书面语具有口语和双语面结合的特点。当然如果同步展现文字和语音，那就不是电子书面语了。Bordia的观点也许是说电子信息媒介可以实现对书面语和口语的混合再现，计算机用电子方式提供了全面的语言信息传播方式，可以表现看的书面语，也可以表现听的口语。Bordia的观点无法印证作者的观点，跟作者的意思不同。其中“电子文字……属于……语言”的表达混淆了文字和语言的关系。“表情符号”再现了口语交流中的伴随口语的表情语境，但是表情不是口语本身。这里的正确表达是：“电子书面语跟传统的纸张书面语很不同，可以插入一些视觉和听觉语境，提高了口语再现能力，能够更加直观地再现口语，甚至可以跟电子口语同步展现。”
（6）语言表达的元素可以是单词、音节或者音素……所以，文字系统可以被归纳为三类：形素文字、音节文字和拼音文字……（第139页）
这里大概是想说文字的类型跟字主要对应什么口语单位有关，3种语言单位形成3种文字类型。可是作者前面用“或者”后面用“和”，前面用“单词”后面用“形素”使人感到逻辑混乱。“语言表达的元素”也使人更加糊涂，其实就是语言单位。可是语言单位除了“词”，还有“语素”，现代汉字就是根据语素确立的语素文字。“形素文字”故意混淆词和字的关系，似乎是为了“自圆其说”，因为作者意识到用“词文字”又不符合现代汉字的特点，用“语素文字”又不跟前面说的“单词”对称。其实作者在第142页用了“词素型文字”的概念，说明作者已经朦胧地意识到现代汉字是语素（词素）文字。可见，前后自相矛盾。“形素文字”似乎跟“音素文字”对应，其实不在一个逻辑层次：音素文字说一个字记录一个音素，“形素”文字似乎说一个字内部往往可以找到跟意义有关的部件形体。“拼音文字”跟前面的“音素”也不对称，应该包含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这里的准确表达应该是：“语言中可以相对计量的单位从多到少依次是词、语素、音节和音素，因此文字根据多数字直接对应这些单位的不同形成词文字、语素文字、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等类型，文字中字的总数也依次有几万、几千、几百、几十的大致差距。”
（7）汉字的基本结构单位是方块字，而不是单词。这样一来，它就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单个音节语言，即“一个字，就有一个音节，并构成一个概念”。（第141页）
这里大概想说汉字的每个字在外表上形成一个占用平面空间等同的方块，字和字的排列不受到词的影响形成词的间隔；然而，英语等语言用的文字是窄长形状，写起来高低不同，而且由于实行词式书写，词之间有空格，导致每个词的字根据语音单位音素的多少不同占用的平面空间长度也不同。作者这里的表达相当混乱。先看“汉字的……结构……单词……语言”。字的结构跟词有什么关系？“汉字”又怎么变成了“语言”呢？字记录语言中的词，但是不存在相互之间的结构关系。只有字的书写方式跟词有关系。即使想说“汉语是单音节语言”也是错误的。如果说文言文的词是单音节为主还可以理解，但是，现代汉语的词多音词已经占有主要地位。引用“字本位”教材关于字、音节和概念对应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概念表达的起点是词，然而语素文字中很多字记录的是词内部的语素，这个语素不能表达概念，例如“学习”的“习”不能表达概念，只有整个“学习”才能表达概念。这里的正确表达是：“汉字是语素文字，它的字在外表上形成方块，在功能上记录口语中的语素。因为语素是有意义的，所以用这种字记录的书面语素形成形体、声音和意义3个方面结合的格局。汉字也不像英语等语言的文字，在词和词的书写之间添加一个隔离词的空格。”
（8）如果我们采用拼音文字来代替目前的方块汉字的话，那么在使用方面就会出现混乱和问题。举个例子说，光发“yi”这个音的汉字就有91个之多……一些发明的文字可以说是天才的设计，最有名的是世界语……（第142页）
这里大概想说汉语无法采用音素文字，因为那样无法区分同音词，人们试图推广基于音素文字的人造语言——“世界语”。作者用“方块字”跟“拼音文字”对立，混淆了文字的现象类型和本质类型。方块只是文字的外表现象，不是文字的本质功能。作者对同音词的误解很深。91个“yi”并不都同音，首先有声调的不同。即使从阴平声调的音节来看，在现代汉语中其实只有数词“一”具有词的资格，其他字记录的是同音节的不成词语素，都要跟另外的语素结合才能做词用：“医生、依靠、衣服……”。这些词怎么会同音呢？虽然汉语确实跟所有语言一样，都有同音词，但是都不会多得不能使用音素文字。其实作者在同一页又说到“汉字系统的复杂性可是说举世闻名”。“世界语”是语言，为什么被作者当做了“文字”？这里的正确表达应该是：“汉语使用语素文字，同时配备了具有音素文字性质的助手，就是汉语拼音。汉语要是直接采用音素文字，不能按照传统习惯书写，应该按照词书写，这样才能减少同音词多的错觉。人们试图推广基于音素文字的人造语言‘世界语’，理想是好的，但是因为缺少母语生命力，现实价值并不乐观”。
（9）汉语拼音是用来拼写汉字的一种工具……很多中国人在家中并不使用普通话，一直到小学时代才会学会汉字的普通话发音。（第144页）
这里大概想说汉语拼音可以帮助学习汉字和普通话，但是不少人是上学以后才有说普通话的机会。不知道作者为什么无视国家语言法律，跟汉语领域的语言学理论教材一样，有意降低汉语拼音的作用。作者完全忽视了拼音拼写普通话的功能，又错误表达了给汉字注音的功能。作者还以为把记录方言词的汉字按照普通话发音就是普通话了。这里的正确表达是：“汉语拼音是拼写普通话和给汉字注音的工具……以前很多中国人上学以后才开始说普通话。”
要系统了解上面认知错觉的根源和有关语言学术语体系，可以参看我们的《语言理论》（彭泽润、李葆嘉主编2009）。
（说明：本文2011-06-27编辑部收到。3年来，先后审稿和退回来修改和校对16次。感谢审稿人的宝贵意见和编辑部的认真态度。本文2011年4月在在成都召开的全国语言理论研究会第2次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得到同行指正，特此感谢！）
参考文献
陈建生，2008，《认知词汇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胡壮麟、李战子，2004，《语言学简明教程（汉语版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彭泽润，2007[2005]，《词和字研究——中国语言规划中的语言共性和汉语个性》。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彭泽润，2008，《词和词式书写研究——中国语言规划新前景》。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彭泽润、蒋文华，2004，形声字不是意音文字——部件和字的相关理论问题。《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第122 ～ 125页。
彭泽润、李葆嘉主编，2009[2000]，《语言理论》(第5版)。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
王庆，2010，重提普通语言学理论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意义。《通化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第1-4页。
叶蜚声、徐通锵，2010[1981]，《语言学纲要》（第4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赵艳芳，2002，《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