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大陸民間與官方，文字改革的歷程與意義
1. 民間學者對文字改革的討論與建言
民間討論漢字的應用，最早是由袁曉園女士於1988年10月28日，在“北京漢字現代化研討會”與人民日報，舉辦的“漢字研究座談會”上，提出主張把繁體字作為印刷體，把簡體字作為手寫字體。
2004 年3月11日，茅于軾先生在《南方週末》上發表，建議在小學選讀繁體字。
2006年5月17日，前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俞先生在《光明日報》刊登文章《漢字識繁用簡的必要與可能》，建議識繁用簡。
2008年，在中國兩會上由郁均劍、宋祖英、黃宏、關牧村等21位文藝界政協委員提交了《小學增設繁體字教育提案》。
2009年4月2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董琨研究員在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作題為“漢字演變與漢字改革”的報告。他認為可以考慮識繁寫簡。
2009年，潘慶林先生，在兩會上提案“用十年時間分批恢復繁體字”。
2013年6月30日，在韓國首爾舉行的十六回國際書同文學術會議上，語言文字學家周勝鴻先生，建議分階段恢復繁體字，並列出了95個對應的簡繁體字，計劃於2014年第17次研討會，向教育部語委提交建議書。
由以上大陸語文學者專家們，在將近二十年的過程中，由不同的學者，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場合，提出了他們的建議。他們的見解、期待和訴求都是一致的。就是應該盡快恢復正體漢字的應用和教育。理由很簡單：一，所有對正體字一切負面的批評，如難認，難寫，難學，和曾經還批評過“不能適應電腦和電字傳輸的應用”，今天已證實，這些批評不但是錯誤的，相反的，由於電腦科技及數位化技術的進步，證實正體漢字比拼音文字具有更大的優越性。二，要使中華民族的子孫，有機會傳承正體漢字，因為正體漢字不僅是個記載信息的工具，並且是個超越語言的民族文化和邏輯思維的載體。三，中共政策當局在過去近半個世紀，為了改革漢字，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財政資源，如果回歸到正體漢字，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了。
以上歷史資料大部分來自陳明然先生於2012年8月14日發表在《語言文字網》上“識正書簡面面觀”的文章。
2. 中國官方文字改革的經歷
中國自1920年代，就有一部分學者提倡漢字拉丁拼音化。1931年9月26日，在海參威舉行《中國新文字一次代表大會》，中共代表瞿秋白、吳玉章等人與穌聯代表共同草擬《北方話拉丁新文字》，並發表十三條共同宣言，廢除漢字，以拼音文字代替。1954年12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估計並宣稱：“漢字難以在短時間內改為拼音文字，中間會有新舊文字的過渡期，因此在策略上首先須破壞漢字的行體，削弱漢字的功能，以簡體字，創造漢字利於拼音化的條件。”簡化的策略包括：一，“音素化”（文字的本身只代表發音，不具有任何其他文字的意義，因此同音字的數目可以大大的減少。二，“多音節詞類化”（模仿拼音字的寫法，看上下文猜這文字的意思）。三，“文字的簡單化”（減少筆畫）。1956年推出了第一批漢字簡化方案，使中國進入了廢除漢字的起動階段，稱為“一簡”。1977年，國家推出了第二批漢字簡化方案，稱為 “二簡”。因為二簡出來的文字，結果誰也看不懂，譬如“副主席”簡化為 “付主席”。所幸於1986年，國務院通知，停止使用“二簡”。
由於電子網絡信息的應用，《GB2312》二千多個漢字，包括簡化字，實在不夠使用，於1990年6月，中國又公佈了《GB/12345》即《信息交換用字編碼字符集輔助集》，該集共收集6866個漢字。即使如此，仍滿足不了電腦系統的須求，如IBM和微軟，甚至中國國內電腦系統，都使用台灣的Big5，大五碼系統，並且證實正體漢字在電腦科技及數位化技術領域中，在資訊、儲存、計算、傳輸、通訊、傳播、顯示、印刷等各方面，比拼音文字具有更大的優越性。以傳輸的效率來講，它比拼音字要高出三到四倍，並且更適合未來智能電腦的應用與發展。1995年12月，中國政府再推出《漢字內碼擴展規範》又稱《GBK》標準碼集，共收集了20902 個漢字，包括簡體與正體。2000年3月中國政府公佈了GB18030《信息交換用漢字編碼字符集基本的擴充》，收入27533個漢字，並於2005年更新，共收入包括少數民族文字字符在內的70244個漢字，2006年5月開始實施。以上的信息交換用漢字編碼字符集，雖然收入了幾乎所有的常用正體漢字，但只限於在電腦及通迅領域使用，不像日本，可以在法令、公文、報紙、雜誌、電視廣播領域上使用。
2013年8月20日，中國，國務院公佈了《通用規範漢字表》，共收漢字8105個，一共分為三級，第一、二級，合計6500字，是為了出版印刷、辭書編篡和信息處理的用途。第三級，收集1605個字，主要包括姓氏、人名、地名和學術術語等。規範字表中字彙的數目雖然增加了，可是一簡多繁（就是“音素化”，只取音捨去意）和部首的模糊化（就是將部首，達意的部分簡化，失去原來的功能）在出台的字表中依然存在。“形意結構”和“同音異字”是漢字的特質，失去了它們，“通用規範漢字表”實際上就是 “通用規範音符表”。其結果是與拉丁字母拼音化的性質，完全沒有區別，只不過是看起來像漢字罷了。其實比拉丁字母拼音更糟的是，完全沒有拼音字的規律性。這樣的文字無形中造成了文化上時間與空間的障礙。時間的障礙是歷史，空間的障礙是族群和國家。不過決策當局並沒有完全否定繁體字的使用，譬如在書法、招牌，研究目的使用的出版物，准許使用繁體字。
國務院並且明確宣佈，“在漢字繁簡之爭中，國家明確地選擇了簡化字，這對漢語教學的意義不言而喻”。我想絕大部分的讀者，看到了以上的宣佈，一定感到十分的氣餒，因為滿腔為民族文化復興的熱忱，被一道聖旨給消滅掉了。這雖然是中華文化復興當前的一個大挫折，但是我希望這個挫折是暫時的，因為漢字是中華民族一個非常重要的融合劑，沒有它，就不會有中華民族。未來的中華民族，也一定會擁有漢字的因素。歐洲的歷史變化和亞洲最近一個世紀的發展，都可見證沒有漢字或是失去漢字對世界格局產生的影響。
最近在網站上看到另一則頗令人吃驚的消息，就是Google研發了一個 Chorme 粵語輸入法。使用者不須學習任何發音和拼音的規則，只要用英文字母輸如你猜想的發音，如“ney”或“nei”就會顯示“你”字，但只能適用於正體漢字，因為簡體字已經拼音化，失去了“一字、一詞、同音異寫”的功能。這是發現正體漢字在電子數碼信息領域中展現優異功能之後，另一個展現在高科技領域中的優越性。我們低估了漢字的功能，其實它是經三千年人類文化發展的過程中，琢磨而成的，成為唯一能够超越語言障礙的文字。因此為了語言教育決不可破壞漢字，相反的，有了漢字文化共識的基礎，不僅它與不同的方言及民族語言沒有衝突，並且有助於共同語言的推廣，這樣的政策在台灣做得很成功。若想要中文走向世界，正體漢字顯然是個唯一的選擇。我十分理解，文字的改革在中國大陸，影響的層面會很廣。中國的決策單位可能擔心影響社會的穩定。不過我倒認為不須有此顧慮。因為只要向國內民眾說明，因時代的改變和國家未來發展的需要，一定會得到全國一致的支持。並且這也將是繼經濟改革開放之後，另一項造福國家民族，令人懷念的文化復興的里程碑。
二十一世紀由於交通工具及電子網絡通訊的快速發展，使人類已失去了地理上的距離。族群之間最敏感的衝突，不再是資源和領土，而是文化。美國哈佛大學歐林戰略研究所所長，山姆爾漢庭頓（Samuel P. Huntington）預測認為，未來世界的主要衝突，將是文化之間的鴻溝。目前的伊斯蘭世界，與非伊斯蘭世界之間的衝突，就是這個觀點的見證。其實所謂的文化不僅是宗教，而是人類生活中不同層次的價值觀和認同。可是形成一個具有普世價值、可持續的世界文化，文字是其中最重要的條件。在原始的社會中沒有文字，只靠人類的接觸和來往，是無法形成一個跨地域和可持續的文化。如果兩河沒有契形文字，中國沒有漢字，印度沒有梵文，人類共同的文明，就不會在這些地區出現。錢穆先生曾說，民族文化有兩個不可或缺的因素，一個他稱“久”另一個他稱“化”，“久”是傳統經驗的累積，“化”是文化的繼往開來。民族文化既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隨興製造出來的，而是一個民族長期生活在一定時空的環境中，經驗和智慧累積的結晶。最近亞洲各國，對恢復漢字的行動，以及對儒家文化的反思，無形中向中國以及週邊的亞洲國家，釋放出了一個訊號，就是漢字與儒家文化不是專屬中國的，而是亞洲各國共屬的文化。就象基督教文化不是耶路撒冷專有的。對亞洲諸國儒家文化的最大公約數，就是正體漢字。
我不認為對漢字的討論是“簡繁之爭”，實際上是在商討中華民族的求福之道。我相信所有心存愛國及愛民族的學者們，不會因一時的挫折而氣餒，會一如既往地為兩岸三地，甚至包括其他亞洲儒家文化圈國家的文字及文化復興而努力，促成一個和平共榮的世界。我建議不妨在上海經濟自由貿易示範區，進行正體漢字教學實驗，一則可以測驗學童學習的能力，二則可以為未來普及正體漢字教育做準備。
吳麟
Lin L. Wu
Professor Emeritus
Department of Plant 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