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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照排之父王选纪念专题

中青报:王选为什么强调“我38岁时是无名小卒”

[日期:2007-01-08]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未知 [字体: ]

2006年02月17日


  2006年2月13日,科学家王选在北京病逝。王选是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和技术负责人,他所领导的科研集体研制出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为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定了基础,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其实,王选的贡献远不止如此。这里,我不想列举别的什么,只想强调的一点:王选还给中国科学事业发展贡献了一个没有实现的愿望,一个足以让他不能瞑目的愿望。

  人们已经注意到,王选“成名”之后经常反复讲一句话:“院士不是权威,我现在靠虚名过日子。”王选曾多次表示: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曾有两个巅峰,一是27岁,一是38岁。那时,他是所从事事业中的权威,并且迫切希望得到应有的承认,却“有用而无名”―――“我38岁的时候,是无名小卒”。后来,他离开了他曾经研究的学术领域的前沿,“有名而无用”,成为社会公认的权威―――“1995年我58岁的时候,当选中国两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获得两次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虽然我当时就觉得已经不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了。”

  王选为什么一再强调“我38岁的时候,是无名小卒”?我能从这句话里读到不满和伤心!为什么要让事实上已经成为杰出科学家的王选,继续当了20年的“无名小卒”,为什么一定要推迟20年才让他得到20年前就应该得到的荣誉?毫无疑问,王选反复强调“我38岁的时候是无名小卒”,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才体制、人才激励机制的不满!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有一句名言:好的社会制度的定义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第三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陈毅说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但如果人们常常处于“时候未到”的等待之中,这样的善报和恶报还有什么意义呢?无疑,对善和恶的“回报”不及时、不到位的体制机制,肯定不是“好的”体制机制。“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虽然这句话有片面性,但它强调社会正义的到来,不应当有“时间差”。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

  如果说王选对科技体制中的回报机制不满的话,那么问题正是在这个“时间差”上。市场瞬息万变,时间的价值使人们感到坐火车不如乘飞机,在这样的时代,你还要人们在漫漫长夜里等待黎明,也不知道那个戈多能不能等来,这样的体制机制怎么能有活力?它只能让人们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身心疲惫,在等待中消沉、沮丧和绝望。所以,在这样的体制内充斥着平庸之辈是毫不奇怪的。相反,如果这样的体制能创造出大量有用之才,才是咄咄怪事。

  虽然市场机制已经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直到今天,在作为国家科技发展的主要力量的国家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等事业单位中,旧体制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我认为,加快改革,形成一个能够让每一个“王选”都不再遗憾的体制机制,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个关键举措,也将是对王选在天之灵的最大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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