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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坝塞洪:违背语言文字发展规律的汉字拼音化运动

[日期:2008-03-04] 来源:  作者:艮人 [字体: ]
   汉字几千年发展的历史,犹如一泄千里的洪水,虽然存在难识难记问题,却也充分展示了其自身的强大生命力。百年以来国人废除汉字的种种努力,则好比“筑坝塞洪”,不仅没能挡住滚滚而来的汉字洪流,还造成了更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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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拼音化运动的出发点是解决汉字难识难记问题,目标则是废除汉字,取而代之以字母文字。关于否定汉字的负面影响,国人已有充分的论述,笔者没有必要再去重复。在此,笔者只想强调,字母文字有字母文字的发展规律,汉字有汉字的发展规律。将汉字改变为字母文字的动议,既不符合字母文字产生发展的规律,也违背了汉语、汉字产生发展的规律,因而根本就不具有可行性。这是一百年来国人不遗余力地去推动汉字拼音化进程,最后却功败垂成的根本原因。


   一、汉字拼音化运动的历程
   1913年,读音统一会拟定国音注音字母,并于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
   1922年,钱玄同、赵元任等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上首次提出汉字拼音化的动议,并拟订了罗马字方案草案。
   1925年,刘复、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人九易其稿,拟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8年作为国音注音字母第二式正式公布。1930年,国民党政府将“注音字母”改称为“注
音符号”,以强调它不是一种与汉字并行的文字。
   1928年,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其后,吴玉章和林伯渠等人以该书为基础,制订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
   1935年12月,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在上海成立,草拟了《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一文,由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签名发表,向全国介绍推广“拉丁化
新文字”。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发表支持汉字改革的意见。1951年,他提出:“汉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自此,汉字拼音化被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几十年来,虽然有很多人对此提出过不同意见,但由于无人能系统地论证它的错误,所以该项政策至今未被废除。
   1957年11月,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汉语拼音方案(草案)》。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
   1986年1月,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作为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它的作用。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它是帮助学习汉语、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注音工具,并用于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方面。”
   此次会议后,关于汉字改革的争论进入新一轮高潮。在此之前,汉字改革派完全处于上风。因为认识到几十年来否定汉字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反对汉字改革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一批语言文字学家由汉字改革的支持者转变为激进改革的反对者,使得这一轮论争空前激烈。但是,论争双方都只是沿袭了前人的观点,没有本质性的突破,所以论争目前仍在延续。

   二、汉字拼音化运动不符合字母文字产生发展的规律
   语言和文字是表达人类思维的两种基本形式。其中,文字具有形体,会受到形象思维的束缚,语言则不具备形体,能够随着人类抽象思维的发展而迅速发展。因此,所有文字最终都必须借助于语言来发展自己,表音是文字发展的唯一归宿。这是字母文字产生的根本原因。
   音素的发现,则是字母文字产生的必要前提。地中海周边地区,包括两河流域在内,孕育了众多民族的始祖。地中海的存在,阻断了这些早期人类之间的交往,使他们能够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创造和发展了自己的文明。随着航海能力的提高,这一地区的人们能够通过贸易和战争等方式进行频繁的交流。在此过程中,人们得以经常性地接触和学习本民族以外的语言文字,对不同语言体系的发音进行比较、分解和剖析。经过长时期的反复尝试,人们对发音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并成功地找出了构成人类语音的几十个音素。  音素的发现,使人们能够游刃有余地分析包括本民族语言在内的语音体系,对学习各种语言文字都有着极大的帮助。但是因为语音无法保存,它只能通过口头方式进行传授,限制了其功能的发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为了给包括本民族文字在内的各种文字标注发音,人们便采用本民族文字中一些含有特定音素发音的象形文字,用于固定地表示该特定音素。于是,人类创造出了最早的注音字母。这一过程在汉语、汉字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即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时期的反切注音法。
   字母的最初产生,并非为了创造字母文字,而是为了给象形文字标注发音。但是它的出现,却使得人们能够完整地将语音再现为书面形式,彻底地克服了象形文字无法用于表示众多不具实形的抽象概念这一障碍。因此,人们很快地运用它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字——字母文字。字母文字的出现,改变了语言和文字长期发展不对称的局面,从而被众多民族所接受和认可,这直接导致了众多古老象形文字的消亡。
   字母文字的字形由描绘有声语言的发音而得,字义和字音则由有声语言中的语意和语音直接移植而来,因此,字母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但是,如果就此认定所有文字都是记录语言的符号,都必须依附于语言而存在,则是大错特错。
   语言和文字是表达人类思维的两种基本方式,它们之所以能够取得高度统一,是因为它们共同用于表示相同的思维。但是它们的性质、功能及起源都完全不相同,所以它们之间不会是相互依附的关系,而只能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的地位是并行的,完全平等的。
   以象形文字为例。象形文字起源于原始图画,人们能够根据其字形直接释读字义,根本不需要借助于有声语言。也就是说,象形文字是完全独立于语言之外而存在的,所以它只会是记录人类思维的符号,而不可能是记录语言的符号。
   将文字错误地定义为记录语言的符号,所带来的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它使我们只能认识到语言对文字产生发展的决定性影响,而无法认识到文字对各种现代语言体系形成的决定性影响。这一点,在字母文字及其对应的语言体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语言源自对自然声响的模仿,从各种现代语言的词根的发音中,我们都能找到自然声响的痕迹。由模仿特定声响得到的单音节语音,不仅用于表示发出该声响的事物,还用于表示与该事物相关联的其他事物。这些可用于表示众多不同语意的语音,最终都发展为现代语言中的词根。语言只适用于面对面的交流,存在特定的语境,且人们可借助于肢体功作来辅助交流。因此,在原始语言中,用同一发音去表示众多不同的语意,一般不会引起他人的误解。
   根据原始语言创造出来的字母文字,必然是用同一字形去表示众多不同的字义。与语言不同,文字是要传于异地、留于异时的,用同一字形去表示众多不同的字义,将会使人们无法辩识它所表示的确切字义,肯定会引起他人的歧解和误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人们只好在词根的基础上添加一些前缀或后缀,或将不同词根进行组合,从而得到不同的字形,分别用于表示起初由同一词根表示的众多字义。因此,字母文字的字形便由单音节向双音节或多音节发展转变。
   字母文字是记录语音的符号,字形与字音之间必然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字音变化了,字形会随之变化;反之亦是如此,字形变化了,字音也必定要随之改变。在字母文字的字形由单音节词根发展为多音节字形的同时,其对应的语音也必然由单音节向多音节转变。当然,这一发展转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综上所述,字母文字是与以双音节、多音节为主的语言体系相匹配的。正是受到字母文字产生发展的影响,其对应的语言体系已由以单音节为主的原始语音体系,逐渐地发展为以双音节和多音节为主的现代语音体系。 
   很明显,现代汉语中仍然存在大量的单音节的原始语音,字母文字是无法与现代汉语相匹配的。如果硬行地将汉字改变为字母文字,众多的同音字将会只拥有同一个字形,人们根本无法辨识它所表示的确切字义。这必须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不便,其负面影响将远远大于汉字难识难记问题。


     三、汉字拼音化运动违背了汉语、汉字产生发展的规律
    主张将汉字拼音化的人们不会想到,汉字中的假借字和象声(形声)字都是借助于汉语中的同音现象而创造出来的,不仅是一种表音文字,而且是与汉语最匹配的表音文字。
    所谓假借,其实就是根据原始语言中大量存在的同音现象,将一个已经存在的象形文字,用于表示其本义以外的其他语意。这一过程,就是《说文解字》中所说的“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从“无其字”到“有其字”,肯定是一个创造出新字的动态过程。
    如何理解这一过程呢?下面以“青”字为例加以说明:
    ①qing这个语音,大概是由模仿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青铜器的相互撞击声而得,所以可用于“青色”。同时,它还可用于表示与青色相关联的一整类语意,如“常绿的草”、“黑眼珠子”(深青为黑)、“纯净的天空(蓝色)、“纯净的水”(达到一定厚度的透明体为蓝色或绿色,如大海、湖水)、“纯净的米”等等。
    ②“青”这个字形,繁体为上“生”下“丹”,“生丹”即生火,东方木生南方火,所以这一字形可用于表示“草木之色”,即青色。显然,这是一个会意造字的过程,“青”字在此属于会意字。“青”字的创造过程,集中体现了我们祖先特有的智慧。
    ③“常绿的草”等一系列语意都属于不具实形的抽象概念,很难用象形文字去表示。所以古人说“本无其字”。怎么办呢?古人的办法很简单,即借用“青”这个已经存在的字形,去表示这些不同的语意。
   从过程来看,这一借用过程显然不同于会意,而是一个全新的过程。其实,在此过程中,“青”这个字形是被当作表音符号来使用的,即古人所谓的“依声托事”。
    从结果来看,这一过程并没有创造新的字形,但“创造”了新的字义,即根据有声语言中的同音现象赋予“青”这个字形以“常绿的草”、“黑眼珠子”、“纯净的天空、“纯净的水”、“纯净的米”等全新的字义。文字集音、形、义于一体,字音与字形都是表现形式,字义是内容。两个字的字义不同,也就是内容不同,此时即使两者的字形、字音完全相同,也应该是两个不同的字。因此,经假借用于表示“常绿的草”、“黑眼珠子”、“纯净的天空、“纯净的水”、“纯净的米”等字义的“青”字,与表示“草木之色”的“青”字是不同的字。这也就是说,假借字是一个新字。
    从上文分析中可以看出,假借不仅是一种造字法,而且是一种极其重要的造字法,是汉字由表义转向表音的开始。它的出现,使汉字彻底地挣脱了形象思维的束缚,为古老的汉字最终向表音发展铺平了道路。
    在此还需说明一点,先秦时期是汉字的创造和积累时期,所以人们能够感受到“本无其字”的痛苦,能够认清汉字产生发展的动态过程,所以将假借列为一种造字法。到了汉代,汉字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体系,当人们用一种静态的眼光来研究汉字,仅仅局限于剖析它们的字形时,也就曲解了假借的内涵。因为假借没有创造出新的字形,所以人们一直将其视为一种用字法,而不是造字法。
    假借字是完全根据有声语言创造出来的,将其归属于表音文字应该没有疑义。但是,将同一字形经假借过程用于表示众多不同的字义,则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人们无法区分辨识它所表示的确切字义。
    怎么办呢?我们祖先的做法的是,在假借字的基础上添加不同的形旁,所得到的新字形专用于表示与形旁相关的事物,于是一个个的象声(形声)字便产生了。
    例如,在“青”字上加“艹”,得到“菁”,专用于表示“常绿的草”;加“目”得到“睛”,专用于表示“黑眼珠子”;加“日”得到“晴”,专用于表示“纯净的天空”;加“氵”得到“清”,专用于表示“纯净的水”,加“米”得到“精”,专用于表示“纯净的米”;等等。
    从上述造字过程可以看出,象声(形声)字产生于假借字的基础上,是对假借字的替代。没有假借造字法,就不会存在象声(形声)字。汉代小学家们将假借视为一种用字法,认为古人是用字形简单的象形文字来替代字形复杂的象声(形声)字。这显然是颠倒本末,不符合汉字产生发展的实际情况。
    我们再来看看象声(形声)字的性质。象声(形声)字的声旁,即被其替代的假借字,不仅表示字音,而且表示字义(由有声语言而得),相当于字母文字中的词根。象声(形声)字的形旁,既不表示字义,也不表示字音,是后附加上去的,作用仅仅局限于区分开不同的字形,有些类似于字母文字中的前缀与后缀。因此,从产生发展过程来看,象声(形声)字也是根据有声语言创造出来的,应该归属于表音文字范畴。
    象声(形声)字是根据原始语言中广泛存在的同音现象创造出来的,所以,它不仅不会象字母文字那样去影响语言进行重构,反而会更加强调同音现象的存在。同时,因为它是靠添加形旁来区分字形的,所以它能够相对地独立于有声语言之外而存在,即各个方言区可以拥有自己不同的读音,对有声语言的发展变化的影响也很有限。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汉语语音的发展进程十分缓慢,一直保留着大量的单音节的原始语音。当然,这也为我们揭示语言起源发展的过程及规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综上所述,构成汉字主体的象声(形声)字不仅是一种表音文字,而且是与保留着大量的单音节原始语音的现代汉语最相匹配的表音文字。再根据现代汉语去创造字母文字,既没有必要,也是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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