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成熟的中国文化语言学

──1994－1997文化语言学研究综述

俞　 遥

语言学家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思考，使语言学研究不止于语言形式，而且也通过语言来研究一个民族文化的过去和将来。语言之中蕴含着文化， 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也得益于语言。 正如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所主张的：“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 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 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 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Edward Sapir ,Language）爱尔伍德（Ellwood）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出发，认为语言或者是人类文化中最先发生的一部分。语言有提高人们协作程度的功效，因而语言实是“心理模式”（mental pattern ）（即存在心理的活动法式）传播的媒介，也是其他各种文化的媒介。 人类之所以会有文化，而其它动物不能有文化， 其原因除脑力的差异以外， 便是语言能力的有无，故语言对于文化的关系极为重大(Ellwood C ·A·,Cultural Evolution)。欧美的语言学家、文化人类学家们，如洪堡特（W ·F ·Humboldt）、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等也都有过精彩论述。这些理论昭示了语言的文化属性或人文性，使当代语言学家反思语言研究游离于社会，游离于人文世界的缺陷。

在中国，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理论阐释，虽然未曾如西方般灿烂，但是结合文化研究语言的传统却是源远流长的。例如西汉扬雄的《方言》对共时方言的调查和记载，反映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如卷四衣着，卷五蚕桑，卷十家禽等。通过卷五所记载的蚕簿用具在不同方言中的名称，可以略知蚕桑业在南方和北方的分布情况，这为研究汉代文化地理提供了语言上的有力证据。古代的训诂学发轫于西汉的《尔雅》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在两者收词析字中，保存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如《尔雅·释亲》所记载的亲属关系及其称谓，是了解古代婚姻制度与宗法制度的重要资料。又如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中概论许慎的著作“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

然而，最初有意识地把中国的语言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却是西方的学者们，例如法国的葛兰言（M ·Granet）、马伯乐（H ·Maspero）、美国的劳费尔（B ·Laufer），他们在本世纪初探讨东方名物制度的沿革及中国与中亚西亚古代文明的互相影响关系，留下了多种有关著述。在30年代，中国的一些民族语言学家也开始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实地考察研究，罗香林、刘锡藩、徐松石三人相继发表了重要著作。尤其是徐松石的《泰族壮族粤族考》（中华书局，1936）和《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1939），其中涉及到不少语言学内容，可惜由于作者不谙语言学，其所记录的语言材料不甚精确。潘懋鼎1947年出版的论文集《中国语源及其文化》（致知书店），是一部研究词语文化的专著。他通过对语源的考证 ，来研究“中华文化之发轫”、“中外文化之汇流”。

此后，我国关于文化和语言的研究成果，最为彰著的当归罗常培《语言与文化》一书（1950，北京大学出版社）。此书虽然篇章较短，深度稍逊，仍不愧为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作者认定“这条路子在中国又是新创的方向”；并且期望“可以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事实上，作者确实用此书对于“中国语言学的新路已经把路基初步地铺起来了”（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可惜，在此后的30余年，在这条通向文化语言学的途中，却一直鲜有人迹。

80年代，络绎有语言学者踏上这条道路，中国的文化语言学之路由此而生机蓬勃起来。在1985年第三期《复旦学报》上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方言学者游汝杰首次提出了建立文化语言学的设想。出于革新语言学的目的，作者自觉地选择了这条语言与文化研究的道路，“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考察中国语言的特点，从而建立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语言事实的理论。”“把语言学和别的学科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彻底改变语言学‘不食人间烟火’的现状。”（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他与历史地理学者周振鹤合作，于1984—1986年间联名发表了五篇论文和一部专著《方言与中国文化》，对文化语言学的创立和后来形成的研究热潮起到了感召和推动作用。80年代中期，面对中国语言学发展举步维艰的困窘，在学术界“文化热”潮流的推动下，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开始了对《马氏文通》以来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传统的深刻反思，寻觅着新的语言学道路，由此投身到了文化语言学的旗号之下。其间，文化语言学由于陈建民和申小龙的加入既显示了声势和实力，也由此形成了流派的特色和分歧（戴昭铭《中国文化语言学辞典·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陈建民的研究多少循着社会语言学的路子。1987年发表的《文化语言学说略》初步提出了他对文化语言学的构想，而1989年出版的《语言文化社会新探》则集中反映了他的文化语言学观，表现出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的另一个走向。他注重语言的交际价值和变异形式，认为从结构语言学到文化语言学的诞生，标志着从语言结构系统的研究到语言应用的研究，从单一学科到综合学科的发展，从小语言学到大语言学的过渡。申小龙于1986年发表了《语言研究的文化方法》，其文化语言之路正式起步之后，亦独树一帜，并带来了一定的轰动效应。他认为中国文化语言学是历史性的反拨，反对朱晓农等人的驳难，坚持认为汉语的“人文性”与西方语言研究的“科学主义”相对立。从哲学和文化的视点，指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应以语言的文化功能为对象，使汉语研究回归汉语本体，建立起真正符合汉语特性的语言学。他的理论带来了文化语言学的冲击波，人文学者一时贬褒不一。

80年代后的文化语言学已不复是一种美丽而苍白的学术姿态，而是一条充满热情与信念的大道。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文化语言学已然经历了十余载的旅程，在学者们不倦的跋涉中，结出了新的硕果，开拓了新的天地。

以下略述1994年至1997年的中国文化语言学。

                   研究现状

一 著作颇丰气象不凡

罗伯特·路威（Lobert Heinrich Lowie）在《文明与野蛮》（ Are We Civilized？──Human Culture In Perspective）一书中曾定义说“凡是一个人这样从他的社会群体里面得来的东西，统叫做它的文化（ culture）的一部分。”还提供了一张文化史的简图：

                               文化史（向上看）

这张简图表明“人类的进步可以比做一个老大的生徒，大半生消磨在幼稚园里面，然后雷奔电掣似的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Lobert Heinrich Lowie，Are We Civilized？──Human Culture In Perspective）而我们现在所习以为常的语言、文字、车轮、耕犁等等，竟全都发生在文化史的最近二十分之一里面，而其余的二十分之十九近乎是白纸一张。这是否意味着，在这个厚积而薄发的极其漫长的文化旅程中，语言文字的开始与继续是与文化史的精华所在休戚相关的？至少，在文化语言学界，这是毋庸置疑的。近年来在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中， 语言学者们努力地发掘语言的文化价值，著书立说，力图论证“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他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L·R·Palmer，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Linguistics），发展中国文化语言学的道路。

(一)著作提要

在1994年的中国文化语言学界，第三届全国文化语言学研讨会论文集──《建设中国文化语言学》（戴昭铭主编）的结集付梓，堪称一次集体心声的表达。“建设”中国文化语言学即是心意所在，“如何建设”当为思虑重心。全书主体由五个方面的论文汇编而成。

1, 理论和方法：显然重在对文化语言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上。戴昭铭的《语言与世界观》立足语言与世界观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语言学不同于其他流派的语言学，它不把语言看作单纯的交际工具，不把语言单纯看作结构形式体系，也不把语言看作人类的天赋机制，而是把语言看作与人类社会同生共长的文化世界的基本成分与核心成分，语言对于人类文化具有建构，保有和传承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文化世界也就是语言世界。”因而民族的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社会心态、审美情趣、风土民情等等无一不是文化语言学所关注的，进而可以为人类学、哲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民俗学等众多人文科学的科研提供确凿的事实依据。无论是宏观演化，还是微观变化，语言与文化都具有同生共长性。

2, 文字学和词汇学：其中刁晏斌《试论军事词语的泛化及其变迁》一文，以军事上的常用词语为主，在探讨其从盛极一时到日渐式微的变化中，剖析社会生活与语言的同步关系。作者认为从建国（实际上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到“文革”时期，是军事词语不断地泛化，不断地加大使用频率的时期。当这一过程达到顶点后，就开始走向它的反面：泛化开始“萎缩”，适用范围不断缩小，使用频率日益下降，到目前，已经达到了与“文革”时期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并且分析了四方面的变化，探讨由盛至衰的缘由。作者所述，内容新颖，亦有己见，将此类变化归于社会政治生活和人们的社会心理发生巨变两方面的原因，无论是随机的文章比较，还是确凿的数字举证，都较有说服力。

我们知道，在西方，关于“语言与文化”的讨论，已形成一系列的典型课题，如语言与民族精神、沃尔夫假说、原型（prototype）、亲属关系词、颜色词等。而我国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与此虽有所交叉，但仍可谓别有洞天。尽管洪堡特、沃尔夫、萨丕尔诸人的思想在国内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但是在国内研究这些典型课题的论文并不多见。陶原珂的《〈诗经〉〈楚辞〉中的色彩词》一文纵横《诗经》、《楚辞》两大巨著间，钩稽探玄，通过研究古汉语里的颜色词，透析汉语的某种文化特点。他发现被认为是基本对立之色的黑和白，在古汉语并不是最早产生的，最先出现的颜色词是黄和赤（丹），稍后是绿，然后才是黑和白，此后才逐渐出现大量的其他颜色词。在颜色意象的发展过程中，则是先有青和绿的情感意象（《诗经》），然后才出现较为抽象的黑和白的观念意象（《楚辞》）。这显然是与中学和西学的不同渊源不同传统发展相吻合的。

其余三个方面分别是言语交际和语言教学、语法学、语言史和语言学史。内容丰富，角度多样，包括梅立崇《交际文化理论与语表文化、语里文化和语值文化》；张云秋《汉语受事主语句的文化透视》；李葆嘉《华夏汉语三元混成发生论》等论文，此不赘述。

关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从理论上建构的尝试已屡见不鲜。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曹志耘《语言差异与文化心理——中外语言的文化学透视》，更多地在语言和文化的具体比较中，获得直观的认识。此书的特点是：注重中外语言表现和文化心理的比较，从详实的材料出发，凸现自己的见解，阐释自己的理论，易读耐读。就此而言，此书为语言和文化研究开启了一扇新的视窗，从中外比较的角度展示文化语言学的别样风光。作者在耳熟能详的现实生活中撷取典型语言事实，从姓名到生理，从咒语到吉祥语，从自然鬼神到政治活动，无不一一涉猎，娓娓道来。作者的洞察力很不一般，若再有一些高屋建瓴的理论剖析，可以更上一层楼。

同年出版的《实用命名艺术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是潘文国的力作，也是一部新鲜之作。一方面它使语言学看到了一个更具体也颇广阔的领域，另一方面它使命名这种文化行为得到语言学的理论阐释。关于人名和地名的文化解读在文化语言学建立伊始，便为学者所注重。1986年游汝杰、周振鹤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就曾着力于从地名透视文化内涵，此后游在《中国文化语言学》等著作中都继续有所讨论。其它涉及命名艺术的篇章也可见一二。但是以大量篇幅（共458页），对命名艺术和实践进行全面研究和总结，这是第一部著作。全书条理明晰，主旨明确，古今中外，思接千载，又放眼现实。不过此书只是侧重于命名的技巧和方法的研究，将命名艺术本身集大成，至于透过命名去窥视名称背后的文化起伏，探讨语言与文化关系，则较少涉及。然而，命名这个通过语言来完成的文化艺术行为，其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凝结着语言与文化的联系，所以说这部命名之书为文化语言学界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材料和有益的启迪。

该年在文化语言学之路上求索成绩斐然的还有不少学者，如苏新春《文化的结晶──词义》（吉林教育出版社）。语言学习与交往之中的文化涵义探求，成为文化语言学界，尤其是语言教学领域的新方向。重要的作品有胡文仲主编的《文化与交际》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内容相当可观的著作，即由何九盈、胡双宝和张猛共同主编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全书共分两部分，上编关于汉字本身，下编《字里乾坤》探讨汉字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为全书的重点。它一一分析了汉字在文化、社会领域里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以及所受的影响等。而其中的文化内容更是包罗万象，天文地理、民族文化、文学艺术、衣食住行、兵法吏治、经济活动、思维意识等无所不涉及。文字与各种文化显现的关系或深或浅，或密或疏，各不相同，编撰者便各辟蹊径，透析汉字的文化价值。作为有史以来第一部如此大规模地介绍汉字文化的专书，它确实实现了“系统地、科学地向人们展示汉字的文化功能、价值及其在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的目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绪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同年，出版的主要著作还包括申小龙《汉字人文精神论》（江西教育出版社）、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辩考》（上海教育出版社）、常敬宇《汉语词汇与文化》（北大出版社）、刘志基《汉字与古代人生风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赵丽明《女书与女书文化》（新华出版社）、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及邵敬敏主编的《文化语言学中国潮》（语文出版社）、史金波、白滨和赵丽明主编的《奇特的女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这些著作各具特色，自成格局。申著依然是强调对汉字的主体意识和人文精神的追求，认为汉字的人文性，或者说人文精神，不仅在于汉字本身“形入心通”的特质，更在于作为一个独立的表意系统，汉字的结构体现出汉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因而汉字具有独立的文化解读功能，以此入手从事汉字文化的研究。申在审视和批驳“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文化断裂”之后，认为汉语是一种没有形态制约的“人治”语言。他从实体论、建构论、方法论三方面地考察了汉语的主体意识，即汉语之弹性实体，汉语之流块建构，汉语之神摄方法。他在强调汉语之特殊性时有所偏颇。因为，既然汉语的语言思维真实地体现了汉族人哲学思维的性格，那么作为既富于形象思维，又谙于逻辑思维的汉民族，其所创造使用的文字也一定能充分表达复杂的理论、判断和概念，并且具备自己的形式系统。作者从原始手工业，古代科技，原始宗教，社会制度等多方面切入，对汉字进行历史解读，具体而微，切实可读。

黄金贵和常敬宇的著作都从词汇方面切入。黄著在同义词和文化史的系统中辩考词义，无证不言，证则有据，既为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扩展新视角，更是为现代训诂学的发展进行新的尝试。而常著也从事分类整理工作，分析汉语文化历史系统的特点，不过角度有所不同，目的也有所不同。此外，刘志基的《汉字与古代人生风俗》，则从汉字的考释入手，透过汉字这一语言现象，探究先民在生育、婚姻、丧祀等方面的礼仪、风尚、习俗。女书的发现和女书文化以其特有的风姿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浓厚兴趣，对它的分析与解释又取得了进一步成绩。赵丽明撰写的《女书与女书文化》展示了作者多年孜孜专研女书的成果，而《奇特的女书》是对目前女书研究成果的综述。近年来对文化语言学西学渊源的追溯，也是有不少学者陆续为之，例如姚小平的《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化语言学中国潮》的出版，这又是一部集各家之言的论文集，收录20多篇90年代初的代表性论文，集中展示了当下的研究成果和理论特色。邵敬敏所作《前言》持论明达，分析了收录的四类文章，及其收录的思路，并指出该书的意义所在。在1994年至1997年间出版的文化语言学论文集中，本书是对各种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剪裁最为得当的。

1996年有许多著作问世。戴昭铭所著《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是通论文化语言学的著作。此前，这种著作问世已有几种，与同类著作比较，此书的特点是：注重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建设，力图从理论上整合各家说解。持论明达宏通，而无偏激之词，浮躁之论。站在超脱的立场上，看待文化语言学内部的论争或不同观点，对所谓“本体论”和“关系论”的批评和期望辞恳意切，所言颇为允当。胡裕树所作序言认为，此书持论并无偏执和武断之做学问易犯之病。胡序对文化语言学有所评论，所言甚为中肯。

戴著认为“语言差异反映着文化的差异，思维的差异和世界观的差异。”我们认为这一看法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即“语言相对论”，并无二致。而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毕竟是尚未证实的理论。其实，一个民族的语言变成另一种语言了，但是仍然可能保留本民族的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和风俗信仰等，这并不罕见。例如中国的畲族和瑶族（许多聚居地）。同时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哲学思想和风俗习惯等，也不乏其例，例如世界上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语言却并不是同一的。语言相对论是一个理论泥沼，文化语言学理论应当警惕不要陷入其中。

此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是文化语言学总论，下编为文化语言学分论。内容极其丰富，涉及语言和思维，语言和哲学，语言和政治，语言和神话宗教，语言和文学艺术，语言和民俗，语言和称谓等等。其中，文化语言学的方法论这一章节，综合各家所用研究方法，归纳出文化语言学的四个总体方法和五个具体方法。

文化形态本身极大的丰富性，势必带来文化语言学的多样性。陈立中的《阴阳五行与汉语词汇学》（岳麓书社），因其所选专题特别而独树一帜。在卷帙浩繁，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别具一格的阴阳五行文化历来被视为秉赋独特中华气息的文化瑰宝，这是汉民族所独具的对宇宙天地事物的产生和整体结构上的认识。借鉴阴阳五行的传统理论，在天文学、化学、物理、医药等学科的研究中已获得了意想不到的佳绩。至于将语言现象——汉语词汇系统和文化的具体门类——-阴阳五行文化结合进行深入严谨的考察，还是前所未见的。作者试图在汉语词汇的形式和意义两方面追寻阴阳五行学说的足迹，词汇形式方面包括：1，汉语发育非常完备的反义词体系与阴阳说密切相关；2，“阴”“阳”本是两个表示自然现象的单音节词，后来逐渐升华为两个抽象符号，用以表示宇宙间无处不在的两种互相对抗的势力；3，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层次将相关的事物根据“同类相召，同气相求”的法则进行分类。在词汇的意义方面，作者认为词义在反映概念的基础上附加了丰富的民族文化的内涵(陈立中《阴阳五行与汉语词汇学·导言》岳麓书社1996）。

方言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无疑是中国文化语言学起步的动力之一，目前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学者，纷至沓来。崔荣昌潜心而作《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黄尚军锋芒初试《四川方言与民俗》（四川人民出版社）都是这方面的成果。两者皆属意方言学，且都以四川方言为落脚点，概与四川境内的汉语方言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有关，同时也与四川风土文化之丰厚独特有关。例如黄尚军认为“四川方言是四川民俗的沉积，考察四川方言词语，犹如欣赏一幅四川民俗画卷。”正是四川特有的文化土壤孕育了这些文化语言学的花蕾。前者首先揭示移民入川的缘由过程等历史事实，进而论述语言及地名与巴蜀文化的渊源，尤其是作者利用大量的方志史料和177份珍贵的族谱，言之有据，论之成理，巧妙地发挥这些宝贵的文史资料在语言研究上不可替代的作用。作者分别讨论了四川境内的官话、客话、湘语和闽语，认为四川方言是在巴蜀文化的背景下萌芽与成长的，故立足四川方言之系统分析，而语言（方言）的人文性又促使作者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方言，从方言的角度研究文化。后者更着重对方言词汇的源流进行考察，联系四川民俗民风，从四川民俗在方言词汇的反映，评析民俗的情感色彩。密切联系民俗文化和该民俗文化背景下的方言，其他作品也曾有涉及，相比之下，该书是以资料丰厚而研究系统、深入见长。

同时，臧克和主编的《汉字研究新视野丛书》（广西教育出版社），是对汉族文化积淀的又一次发扬和深化。这系列丛书包括：刘志基的《汉字文化综论》、姚淦铭的《汉字与书法文化》、臧克和的《中国文字与儒学思想》以及宋永培的《〈说文〉汉字体系与中国上古史》，各自彰显特色，皆以汉字文化精神的张扬为己任，落笔坚实，视角不一。如刘著纵横汉字文化的整体领域，姚著着眼中华民族独特的书法文化，臧著围绕中华文化的正统──儒家思想展开，宋著紧扣《说文解字》，揭示遥远的中国上古历史。

此外，师为公之《汉语与汉文化》（江苏教育出版社）由《语音与文化篇》、《语法与文化篇》、《词汇与文化篇》组合而成。其中语音篇，比较系统地阐述语音与文化的关系，道前人之所未道，卓有新声。杨琳的《汉语词汇与华夏文化》（语文出版社）亦独具眼光，着重论述方位词的文化蕴藉和同义词的文化阐释。苏新春主编的《汉字文化引论》（广西教育出版社）也值得一提，尤其是《汉字与汉民族社会生活》一节。它探讨了汉字与古代钱币与古代战争手段的关系，认为古代社会的货币在汉字里得到了鲜明的体现，甚至透过汉字我们便依稀可见古代兵戎相见的景观，内容新颖，著述详实。1996年，适逢中国人民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成立十周年之际，出版了由胡明扬、金天相等合著的纪念文集《汉语言文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该书分上下两篇，下篇为《修辞与文化研究》，所选论文涉及文化语言学，各呈特色。金天相的《句子的音节组合及其文化内涵》，显然是对语音与文化关系的剖析。他从汉语造句之音节数目调配和音节声调调配入手，品析内在的民族文化意味。史有为曾肯定“汉语的音节，汉语的声调在语言文化中是最有意义的。”作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讨论的，尤其是他还自觉地将这种研究与教学实践结合起来，阐明了音节组合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意义。这种结合实践的研究精神是该论文集的特点之一，注重结合教学工作的实践要求，以文化导入突破现有的教学思维。与《汉语言文化研究》相似的另一本论文集是李瑞华主编的《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前者研究的领域是在对外汉语教学，后者是对比语言学，不过都涉及语言文化的差异和教学的实践。不过，英汉语言的文化对比之中，讲求的是语言中的文化因素对比和影响语言表达的语言外的文化因素对比，这方面的论文包括王宗炎《自我认识与跨越文化交际》、戚雨村《语言·文化·对比》等。

1997年问世的文化语言学著作有游汝杰的《汉语的文化透视——汉语与中国文化》（沈阳出版社），此书是一种通俗读物，篇幅不长，分为五个专题。其中第一个专题是：“ 汉语的形成及其与周边民族语言的关系”，其内容未见于作者的旧作。

李如龙《福建方言》作为福建文化丛书之一，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是颇有建树的方言学者，调查过福建全省近百个点的方言。此书是关于闽方言与福建文化结合研究的尝试之作。作者对于文化语言学的兴趣跃然字里行间。但作者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建立一门新兴学科，实在并不需要先去建构理论框架，重要的是应该致力于实际材料的了解和分析，从事实的分析中得出论点，只要罗列的事实准确，分析方法正确，具体的结论是对的，材料和论点积累多了，理论框架就会逐渐明朗起来。”他所倡导的务实精神是颇可称道的，尤其是在中国文化语言学尚未有蔚然大观之时。而且，全书内容贯彻了作者的务实精神，从福建诸方言的形成、变动、流播的动态中找寻历史人文景观，也从静态的方言词汇回首早期的经济生活，探究福建的传统观念，并且论述福建方言的文化类型，各方言区的不同地域文化，以及福建方言与文化的历史发展，纵横兼顾，对方言素材的使用虽不甚多，仍颇见专业功底。

《尔雅——文词的渊海》是由徐莉莉与詹鄞鑫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因着古今文化的隔膜，《尔雅》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如今变得生疏遥远了。此书的出版，可谓是对这种距离的尝试性弥合。《尔雅》有些在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古语词，要认识它们所蕴涵的丰富内容，必须先了解产生这些语词的文化传统。作者正是既解释了具体词语，又阐明有关的文化背景。此书可能略输于理论建树，但它对加强文化语言学的务实研究则是很有裨益的。此外，李­­­­­­­玲璞、臧克和、刘志基合著的《古汉字与中国文化源》（贵州人民出版社）探讨了古代汉字在婚姻、哲学、礼乐等方面的文化源流，眼光独到，行文扎实。　

对外汉语教学界，也结出新的硕果，如赵永新主编，毕继万副主编的《汉外语言文化对比与对外汉语教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内容独特，引人注目。此著立足对外汉语教学的领域，坚持文化导入，开拓视野，包括有《中高级阶段翻译课教学中的文化对比问题》《阿汉成语、谚语的文化内涵差异》等内容。

专著的多寡及其类别，往往最能折射出一个学科的动态与趋势。从1994年至1997年文化语言学的主要著作的提要，可见现阶段研究之主流。与草创期相比较，有关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建设方面的著作有所减少，而对于许多文化色彩鲜明的语言事实则表现了浓厚兴趣，文化语言学的专题研究进一步加强了。同时，著作的数量略逊于草创阶段。草创阶段的轰动性已经过去，相对的平静也许意味着成熟期的到来。这也是一个学科成长的必由道路。

（二) 新现象与再思考

1，  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进一步探讨

几乎每本著作皆有有关于语言（方言）和文化关系的论述，或引经据典，论说源流，或指点现状，兼顾纵横。如曹志耘《语言差异与文化心理——中外语言的文化学透视》、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李如龙《福建方言》等。

大家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认识多了一些动态的发展的观念。“既然自然的法则是变动，那么不变就成了怪事。”（约翰·魏摩特《斯特勒芬和丹弗尼的对话》）世上万事万物永远都处在变动之中，语言与文化也如此参加进了世界变动的总潮流之中。“时间改变一切，没有理由要求语言能逃过这一宇宙的法则”，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如是说。在语言与文化的变化轨迹中，双语（BILINGUALISM）现象的产生是语言与文化共生共存的力证之一。两种语言在同一个言语社团内并存，并不纯粹为了交际之故，文化心理上的满足感也是重要原因。语言与文化共存最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是拉丁语和拉丁文化。拉丁语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在文艺复兴以后，已被欧洲各民族的语言所代替，但是一直到现代它仍然活跃在学术领域。世界上许多语言都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写的一部分，汉语的拼音方案就是采用拉丁字母的。所以，拉丁语和拉丁文不仅曾是记录传播和发展西洋文化的工具，而且也是西洋文化的一部分，拉丁语和拉丁文将与西洋文化共存。或者，可进一步说语言是高层次的文化表征，语言世界是高层次的人类文化世界（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在上述认识下，戴昭铭在《语言和世界观》（载《建设中国文化语言学》）一文中提出了“世界的语言性”这一命题。其含义在于，认为世人所面对的世界，已并非原来意义上的“世界”本体，而是经过语言的涤炼与复制的“世界”了，即语言所创造的“世界”。物质的世界存在于语言之中，以语言的面目呈现出来，并且世界不以语言面目出现就不能为人所了解领悟，因而世界在本质上具有物质性，而在实践中具有语言性。此命题言简意赅地揭示了作者所谓文化语言学所依凭的视角的独特性，与领域的广阔性。这与中国古代的“名实之争”似有渊源关系。如果我们设想社会离开语言就无法存在，而个人离开社会也无法生存，那么，我们的发音和听觉器官以及它们所依附的神经系统在发育上分工如此之精细也就不足为奇了。自然选择法也确保了这一点。语言是唯独人类才有的特征，并且是人类共有的特征。不管不同的民族在文化上有多大的差别，也不管不同的人种在体格或精神上多么不同，从爪吐西（WATUSI）部落人（指居住在赤道非洲中部的部落，以身材高大著称）到头颅异常小的矮人都有语言。

陈世 的《文化语言学三题》（载《建设中国文化语言学》），则又重申文化与语言关系的认识决非文化语言学的实质所在，理应视文化为一个大背景，从文化的角度看待语言现象。即文化语言学的根本价值在于它具有本体的价值，这种本体就是指文化语言学的本身，而不是指从语言角度来研究文化的语言文化学，也不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语言中的细枝末节问题。本体论的说法，力图为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讨论在语言学的研究中有明确地位和作用，能使这一关系的讨论变得确切和明晰起来。持此论者，不乏其人，如申小龙即是本体论的积极倡导者，而持异议者更多。在目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中，本体论抑或关系论的论争仍在进行，并且还将继续。不过，戴昭铭在所著《文化语言学导论》中，意图对本体论与关系论进行整合，却是新出现的动向。两者的合流，未尝不是未来的新路子。无论如何，在这个文化与语言的大背景下，文化语言学建立真正符合语言本质的科学理论框架，不是能一蹴而就的。目前十分繁盛的从文化角度看待语言，从语言角度看待文化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积淀。毕竟，文化语言学的至美景致，必须经过语言实际工作“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历炼后，才能在整个学科理论建设上达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

2，  对文化的切入各不相同

文化是至为错综复杂，丰富多样的概念，它包含着不同的层次，而且这些层次之间又彼此关联。同时，文化的概念在各人头脑中的反映又是各有侧重，角度多样的，作宏观的理解可以，作微观的领悟也行。所以，在文化语言学的论著中，学者们对于文化视角的切入是极其多样不一的。语言所处的文化背景，或者说与语言血肉相融的文化，在具体的论著中有具体的表现，以怎样的文化视角切入，全看作者的旨趣所在与剪裁之技了。据此，我们将这些著作简单分类如下：

（1）汉文化：如师为公《汉语与汉文化》、游汝杰《汉语文化透视——汉语与中国文化》、杨琳《汉语词汇与华夏文化》、常敬宇《语词汇与文化》、徐莉莉、詹鄞鑫《尔雅──文词的渊海》、刘志基《汉字与古代人生风俗》《汉字文化综论》、 臧克和《中国文字与儒学思想》、苏新春《汉字文化引论》、申小龙《汉字人文精神论》等；

（2）地域文化：如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李如龙《福建方言》等；

（3）专题文化：如陈立中《阴阳五行与汉语词汇学》、姚淦铭《汉字与书法文化》等；

（4）民俗文化：如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等；

（5）历史文化：如宋永培《〈说文〉汉字体系与中国上古史》等；

 ( 6）文化差异：如李瑞华主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赵永新主编、毕继万副主编《汉外语言文化对比与对外汉语教学》等。

文化是一个广泛而永恒的主题。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文化背景。如今人们更乐意在物质生活里发掘属于精神文化生活的因子，如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企业文化，乃至更为细致的茶文化，酒文化等，这种潮流必然会投射到当下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之中。不过，似乎学者们的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历史文化之中。此外，我们也不能因为看到如此纷繁的文化切入点而对文化语言学之“文化”产生琢磨不定的模糊感，甚至以偏概全地对“文化”的理解产生误会。

3对语言的切入各不相同

同样地，作者们对语言视点的切入也是多姿多采的。语言同样是由不同侧面层次组成的。面对丰富的语言现象，作者们各有不同的选择。这种对语言的不同切入方式，关注语言的某一特性或现象，虽然易造成“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疑虑，但其“横看成岭侧成峰”所带来的多样性仍是弥足珍贵的，况且，我们对文化语言学的认识，也不可能只停留在对某一本著作的认识，而是从整体上把握的。

（1）汉语： 师为公《汉语与汉文化》等；

（2）方言 ：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李如龙《福建方言》等；

（3）文字 ：申小龙《汉字人文精神论》、刘志基《汉字与古代人生风俗》《汉字文化综论》、姚淦铭《汉字与书法文化》、臧克和《中国文字与儒学思想》、宋永培《〈说文〉汉字体系与中国上古史》、苏新春《汉字文化引论》、李玲璞、臧克和、刘志基《古汉字和中国文化源》等；

（4）词汇和词义： 苏新春《文化的结晶──词义》、杨琳《汉语词汇与华夏文化》、徐莉莉、詹鄞鑫《尔雅──文词的渊海》、陈立中《阴阳五行与汉语词汇学》、常敬宇《汉语词汇与文化》等；

（5）专名（人名、地名等）：潘文国《实用命名艺术手册》等；

（6）性别语言（女书）： 史金波、白滨和赵丽明主编《奇特的女书》、赵丽明《女书与女书文化》等。

“女书”是湖南省江永县潇水流域汉族农家妇女使用的女性专用文字，相对于当地男子所使用的方块汉字而命名的，女书的笔画借自方块汉字，但有别于当地妇女所称的“男字”，而且形成了一套与之相应的女书文化。可惜，在目前的现实生活中女书几乎已不再使用，因而已经记录并翻译的430篇女书原件被视为文化瑰宝。对这种因性别而形成的独特文字的研究是极其新颖而引人入胜的。目前对它的研究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诸方面。

师为公的《汉语与汉文化》中有“语音与文化”一篇颇具特色。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三要素中关于语法、词汇与文化的论著所见已很多，师著也有论述，但论述语音与文化关系的著作相对要少得多。作者一一分析了汉语语音特征派生的文化现象，视角既新，所论亦有理。作者认为“由于汉语以音节为语言单位，造成了汉语合成词、短语、句子的语法结构，又由于汉语音节的结构相对来说语音成分简明，造成了单音词、复音词、短语、句子四个层次的同音现象。汉语的这些特点又形成了汉人语言接受上的特殊思维定势，在处理吸收多音节构成为主的外来词上可以看出。同时，在汉语汉文化的发展演变中，形成了独特的相关文化。”

刁晏斌《试论军事词语的泛化及其变迁》一文，提醒我们对社会发展状态下的语言词汇进行更深入的观察。在语言的变化过程中，社会文化生活与之息息相关，但不同类别的词语，如科技用语，农业用语，气象用语等等在社会进步的潮流中，可能或居浪尖，或处潮底，各有不同的表现，那么究竟又是什么决定了人们对不同类别的词语的选择与偏向呢？方言学中的优势方言（PRESTIGE ACCENT）的情况是否可以借鉴？一方面语言内部机制的演变与社会发展状态相关，另一方面语言自身对社会生活的风云变幻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经过某种抉择与规范。

《〈诗经〉〈楚辞〉中的色彩词》一文将西方传统课题──颜色词研究放在中学的经典文化中进行碰撞与尝试，专门选择这两种文献中的色彩词进行考察。

在中国文化语言学这个新的领域中，尚有不少争论令人莫衷一是。不过理论的争鸣也罢，事实的争执也罢，其实都非要着。回首中国文化语言学产生的人文环境──人们对中国语言学的危机感和摆脱“危机”的责任感，文化语言学是为着探寻中国自己的语言学而启程的，因而只要我们懂得珍惜中国这个语言学的沃土，无论以怎样的姿态出现，都会有所建树。当然，如果不问事实，生搬硬套某些理论，或凭空设想某些理论，结果难免身陷泥沼，不能自拔。从充分的语言事实出发，才能有理有据，自成方圆。

4文化语言学向邻近学科渗透

之所以说目前的文化语言学气象不凡，一方面是指上述林林总总的著作构成的规模和显示的特色，这是一种显性的明朗的状态；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一种外围的烘托，即在其它各种语言学论著中，或多或少地以文化的视角注视语言学理论与实际，成为了一种新动态。这些著作或高瞻远瞩，或提纲挈领，在不同程度上将文化与自身的研究课题联系起来，进行初步的分析。这说明文化语言学的理论观点，符合当前语言研究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倾向，为大家开拓了一个乐而为之的研究层面。如束定芳、庄智象合著的《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和方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年）第四章第六节即是“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此节简洁讨论语言与文化的定义、关系，指出在对外语教学过程中文化导入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进而探讨文化导入的内容和主要方法。在其它领域的一些语言学著作中，作者们对于语言与文化文化关系的自觉意识也常可见一二。如殷寄明的《汉语语源义初探》（学林出版社 1998年1月），其最后一章便是《语源义与古代文化》。作者认为“语言与文化在客观上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代的语言学著作储存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因此他在分析语言文字现象时，有意识地选取文化这个角度进行考察，顾及语言内容与文化背景之间的表里对应关系。虽然此书的根本旨趣不在文化语言学，但是作者对于文化语言学的某种兴趣抑或认同是不言而喻的。

文化语言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或深或浅，距离或远或近，都呈现出一种文化语言学向邻近学科渗透的态势。尤其是修辞学，因其学科特定的性质、对象、方法的缘故，与文化语言学的关系尤为密切，受文化语言学的影响尤为明显。陈望道在《语言学和修辞学对于文学批评有怎样的关系》（傅东华编《文学百题》）一文中提出“修辞学所用来研究思想和表现的关系，多半就是文学的缘故。”可见，修辞学本身就是与文化，尤其是与文学水乳交融的。因而，以文化的眼光关照修辞学，既是一种天然的可能，又成为了一种新兴的潮流，有关著述更是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如黎运汉《修辞学研究对象的文化透视》（载《暨南学报》1994）、周植荣《谚语特点的文化、美学探讨》（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于全有《修辞内涵的文化意蕴》（载《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5）等等。   

诸如此类，邻近学科越来越多地关注文化语言学的新动态，表现出文化语言学“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力，暗示了文化语言学昌盛的某种潜质。

二 论文丰富，研究专题多样化

1994年—1997年文化语言学著作纷呈，种类繁多。一些语言学期刊和高等学校学报为此提供了研究的园地。在此期间召开的文化语言学研讨会，产生了一些质量较高的论文，会后汇集出版，上文已述，不再重复。

（一）宏观理论探讨

中国文化语言学自1985年创议以来，各地中青年学者纷纷响应，引起了语言学界的注目。由于本学科创设不久，未称成熟，因而人们对文化语言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或有无必要成立一门独立的学科，尚有种种疑虑。大家对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涵义、界说、对象、性质、任务、流派和走向等尚有不同意见，这些问题仍然是讨论的热点。

游汝杰重申应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个词，即“文化”是指人类在历史上的积极创造，包括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以及创造文明的过程。语言在历史上的每一次宏观演变和部分微观演变都是文化上的原因造成的，而语言的现状是语言历史演变的结果，所以研究语言的历史和现状及其演变过程都必须研究语言的文化背景。这就是所谓“文化语言学”的精髓之所在。对文化语言学的界说意见不一问题，他认为目前将文化语言的研究纳入或不纳入任何学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语言和文化的结合研究应该成为中国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涵义和界说》载《复旦学报》1995年3期）

“文化语言学”提出了一个时代性的课题：“从西方语言理论的规范下解放出来，建立汉民族的语言理论体系，为丰富人类语言理论作出中华民族独特的贡献”“不仅如此，诞生于世纪之交的文化语言学，以其深刻的理论反思，还提出了一个‘中国理论语言学’的新概念”，这是申小龙在《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的世纪变革》（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一文中的思考。概而言之，即理论语言学要积极参与建立民族语言理论体系，要与人文科学广泛对话，要与西方的语言理论广泛对话。作者另有《汉语与汉民族思维之文化通观》（载《华夏文化》1994）《论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载《浙江社会科学》1995）等文章，热情关注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发展。两位的学术理解虽有异趣，但对于中国语言学理论的新生与发展所寄寓的厚望却是一致的。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二十世纪人文科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刘发中的《语言与文化关系问题研究评述》（载《社会科学动态》1995）以哲学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所论新颖。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发生在语言的不同层次上，故他从言语活动机制把语言分为三大层次：人拓宇宙学、文体学与文化语言学，正是在这三大层次上探讨了语言与文学两者的关系。认为人类是运用语言宇宙模型开拓宇宙的，语言在整个人类文化中取得了特殊的地位，成为相应文化的基础和创造源，决定后继文化的发展。张公瑾《走向21世纪的语言科学》（载《民族语文》1997）力图从社会价值方面探讨文化语言学的存在与发展。他认为文化语言学只能产生在东方，产生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民族独立的语言学，是发展中国家的语言学，是与西方传统语言学相对立的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本身就具有中国的特色，有中国深厚的文化背景。语言与文化的结合，将使语言学从20世纪形式主义自我禁锢的牢笼里解放出来，它依附于民族独立运动的时代使命，从而获得新的社会价值。参加讨论的还有高志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探讨：兼论文化差异与语言教学》（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金名《第三届全国文化语言学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载《语言文字应用》1994）、李葆嘉《参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当代意识：第三届全国文化语言学研讨会述评》（载《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5）陈世澄《文化语言学门外谈》（载《牡丹师范学院学报》1994）、木子《文化语言学研究的理论探索》（载《汉语学习》1994）、夏雨《语言文化论析》（载《外语学刊》1994）、方文惠《中国文化语言学质疑：与申小龙同志商榷》（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4）、沈锡伦《论语言与文化》（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4）、朱立元《语言：人类文化的载体与牢房》（载《上海文化》1994）、苏新春《“文化认同”不宜看作文化语言学的具体研究方法》（载《汉语学习》1994）、《古代语文传统的再研究与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建设：评申小龙的〈语文的阐释〉》（载《汉字文化》1994）和《文化语言学不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人文研究的自然延续》（载《学术研究》1996）、马爱德《“中国文化语言学”运动和汉语的本质：中国国情的新表现？》（载《北方论丛》1995）、吴继光《试说语言与文化的矛盾》（载《语言文字应用》1995）、杨启光《认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语言学方法论之本》（载《广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和《中国文化语言学不是西方人类语言学》（载《暨南学报》1995年）、师为公《试论“文化语言学”两大潮流》（载《铁道师范学院学报》1995）、李亚明《第一部具有普通语言学意义的文化语言学著作〈文化语言学〉》（载《汉字文化》1995）和《20世纪文化语言学研究综述》（载《淮阴师专学报》1995）、庆鸣《第四界中国语言和文化研究会综述》（载《汉字文化》1996）、吴国华《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载《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7）、吴斐《论语言与文化的相似特征及其研究方法》（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然而，语言的各个层面与错综复杂的文化究竟有无密切关系，或者密切程度如何，语言学界也并未达到共识，肯定者有之，存疑者也不乏其人，如屈承熹（美）认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除此（指词汇）而外，在语言的其它方面要找到确切的文化痕迹，却不是那么直截了当，可以一一对比出来。”（《怎样为“中国文化语言学‘定位’》载《语言文字应用》1994）

伍铁平将近年来所写评论文化语言学的文章，结集出版《语言与文化评论集》（1997年）。此书主要对申小龙、鲁枢元和徐德江的学术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并强烈批评当前文化语言学界剽窃、吹嘘和弄虚作假等不良学风。

（二）专题研究

1、方言与文化

语言的地域变异叫做地域方言。方言是语言分化的表现形式之一。语言在地域上的差别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划分，不同的地域文化也便在当地的方言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而且语言变异的历史渊源又蕴涵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事实。因而在中国文化语言学成立之初，方言与文化的研究即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成为文化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并且一直延续至今长久不衰。在本阶段这方面的论著也不少。陈建民在《从方言词语看地域文化》（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中，肯定了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又是地域文化整体的一部分。他着眼词汇，用举例的方式,说明汉语方言与汉民族共同语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地域文化与汉民族主体文化之间既存在一致性，又在语言心理性格等方面表现出非一致性。因而了解汉语方言的文化积淀,有助于深入了解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了解方言并与共同语进行比较,有助于缩短对两者背后的文化的理解距离。方言学者在这个层面上的兴趣更是不言而喻了，如李如龙撰写了《方言与文化的宏观研究》（载《暨南学报》1994），立足自己的专长，以方言为本位，分别从方言的整合、差异、分布、接触、运用和演变六个方面考察不同方言的表现及其与历史文化的关系。另有董树人《北京方言中的语素“爷”──从方言透视地域文化》（载《汉语学习》1994）等文章。

方言和地域文化蕴含在浩瀚的华夏文化中，这是华夏文化丰富与迷人的原因之一。然而怎样促进地域文化与华夏民族文化的对话，缩短彼此的理解距离又是学术界孜孜以求的。同样，在语言的规范化进程中增进方言区之间的交流，推广共同语，更是早已提上议事日程的。但是近年来出现了凸现方言的“逆流”现象，使人强烈地感受到语言（方言）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在语言与文化的共生同长关系中,语言的内在机制对社会生活作出了某种自己的选择。袁祥、吴燕的《“粤语时髦”──短暂的语言文化现象》一文（1995年2月24日《光明日报》）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第一，粤语时髦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现象、文化现象；第二,这种语言现象的出现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这些年在广东福建等沿海较发达地区推广普通话的势头减弱了,出现了方言回潮现象，而以粤语的时髦更为显著。推行和普及普通话是历史的必然,粤语时髦的逆流则是因为经济的发达和海外华人投资的热浪所致,随同资本一起涌入广东等华南地区的,大都是操粤语、闽南话、客家话等方言的华人,他们“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依然。伴随着当地经济的繁荣,粤语的方言优越感悄然而生,并随同大举北进的港澳和广东产品在众多生意人和趋时青年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这是文化传播的优势原则在语言运行中的表现，也是方言与文化关系在当代的鲜活体现。总而言之,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方言中的地理文化因素较集中地反映在词语的命名，词义的运用，词义的演变上，然而事实上，方言中的文化凸现是既深浅不一，又多姿多彩的，研究者的思路也是各不相同的。

2.语音与文化

文化对语音的影响大致有三：其一,借词的关系使语音系统发生某些变化；其二，不同的方言读音蕴涵着历史文化变迁的因素；其三，避讳等不同民族心理造成了谐声音变特例。作为文化语言学的一个层面，语音与文化的研究也不时有人涉足，甚至有人希望将语音与文化的层面独立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如史有为曾提出过“文化语音学”。但事实上，语音与文化的研究一直称不上是文化语言学的热点，尤其是现阶段有关这个专题的文章寥若晨星。这一方面说明研究者对语音层面注意不够,另一方面也显示说明文化蕴义投射在语言各层面上的深浅不同,文化与语音的关系不甚密切，或密切程度比不上文化与语言其他层面的关系。

3训诂，词义，词汇与文化

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中，以词汇与文化的关系最为显著，也最容易认识。从训诂、词汇、词义方面探析文化内涵的文章一直层出不穷，而且作者们对词汇词义范围的选取也是缤纷多姿的。如姚锡远《熟语文化论》（载《河北大学学报》1994）、潘庆云《隐语与秘密社团文化》（载《海南大学学报》1994）、于逢春《论商标词的文化底蕴及其功能》（载《延边大学学报》1994）和《论汉语亲属称谓词的文化底蕴》（载《延边大学学报》1995）、李峻《从动物词汇看词语的文化差别》（载《洛阳大学学报》1997）、李大农《汉语中有关花草树木成语的文化内涵》（载《汉语学习》1994）、刘培华《成语与民族文化背景》（载《语言与翻译》1995）、王冬云《谚语——民族文化与智慧的结晶》（载《贵州文史丛刊》1995）、朱玲《中华问候语的文化释义》（载《文史知识》1995）、申小龙《听话听音察世态──沪上流行语汇与海派文化的发展》（载《人民日报》1995，1，20）、孙曼均《从京都流行语看当前大众心理的一些倾向》（载《汉语学习》1995）、陈启英《汉语色彩词与汉民族物质文化》（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肖可《颜色词“白色”的民族文化内涵义》（载《满语研究》1995）等选择不同的词汇范围进行探求，从熟语到隐语，到商标词，到亲属称谓，到动物词汇，到有关花草树木的成语，到成语，到谚语，到问候语，到流行语，乃至色彩词，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众多类别的词汇，时间上则既涉及古代词汇，也涉及现代词汇。王作新的《类义系统的文化观照》（载《华中师大学报》1995），则从类义系统的空间视境看文化蕴涵。他抓住了词汇的系统特征，即语言的词汇绝非一盘散沙彼此孤立，而是具有共同语义成分，按照一定程式聚结成的词语有序集。进而选取从这个角度进行文化阐释，颇具有触类旁通之效。他提出的两个层次的文化观照也是可取的，其一是重现寄存在语词符号中的物质文化景观，其二是窥视沉淀于语词内的精神文化现象。此外还有苏新春《论语言的人文性与词的文化义》（载《学术研究》1994）、王建华《论语言词汇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曹聪孙《词语物理据性与文化历史背景》（载《天津师大学报》1995）、罗映辉《“三”的词义及其其中的文化内涵》（载《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5）、姜海清《浅谈词语的文化信息》（载《盐城师专学报》1997）、黎明和邹哲承《民族文化心理在词义引申中的作用探析》（载《语文学刊》1997）、芮道荣《文化语言学札记二则》（载《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等。

4语法与文化

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是不均等的，反映在语法上就不如在词汇上那般明显突出。前阶段的研究，则多集中在强烈的反思之上。一批中青年学者，对《马氏文通》以来的中国现代语言学语法传统进行反思，希冀冲破洋框框对汉语语法研究的束缚，寻求汉语语法的特点，汉语语法进行新的理论探讨，申小龙是其中最积极的行动者。目前这个层面的研究，表现得比较冷静，似乎有一种反思之后的再反思的倾向。本阶段的论文不仅仅是宏观理论的俯视，也开始从具体的某个语法结构讨论问题。如邢福义的《“很淑女”之类说法语言文化背景的思考》（载《语言研究》1997）集中讨论了以“很淑女”（“很+名词”）为代表的这类说法的语言背景，剖析具有特定文化素养的人，对“很+名词”中名词的物质属性的特异感受，从而获取特定的文化背景。有关作品还有申小龙《中国语文精神之文化反思：郭绍虞语法哲学探究》（载《北方论丛》1994）、蒋文野《论〈马氏文通〉与中国文化》（载《镇江师专学报》1995）等。

5.文字与文化

曾经一度备受责难的汉字，在文化精神的观照下，其价值与性质获得了重新认识，形成了一股探讨汉字文化的热潮。文章荟萃，研究者也大有人在。汉字的起源、演变、作用和趋势中所显现的文化色彩是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也是丰富的。因此也有“汉字文化学”之议，刘国恩《汉字文化学绪论》（载《汉字文化》1995）提议成立汉字文化学，认为汉字文化学是研究汉字与文化的新兴学科，它的任务是阐明汉字的文化意义，研究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探索汉字的过去、现在、将来，目的是促进汉字的现代化，为将来汉字更好更广泛地服务于世界作准备。不过，“汉字文化学”能否成立还有待实践证明。

这一专题的讨论同样具有多角度多方位的特点。其一，对汉字与文化进行整体解析论证。如金海澜《汉语汉字文化的深入探讨：第三届全国文化语言学研讨会述评》（载《汉字文化》1994）、张文轩《汉字贮存文化信息的特殊功能》（载《兰州学刊》1994）、詹绪左、朱良志《汉字的文化功能》（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4）、胡培俊《汉语汉字的深层文化底蕴》（载《江汉论坛》1994）、申小龙《汉字构形的主体思维及其人文精神》（载《学术月刊》1994）、《中国原始文化的结构化呈现：古汉字构形的文化解读》（载《汉字文化》1994）和《汉字人文精神论》（载《江苏社会科学》1995）、曹念明《汉字与中华文化》（载《东方文化》1995）、杨纪柯《略论汉字文化的特色》（《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6，22）、黄德宽和常森《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载《学术界》1995）、盛九畴《汉字文化的多维思考》（载《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6）、章也《汉字与文化》（载《民族文艺报》1997）等，都是对汉字与文化的整体把握。其二，特定文字范围与文化专题的具体写照。如黄德宽和常森《〈说文解字〉与儒家传统：文化背景与汉字阐释论例》（载《江淮论坛》1994）、韩陈其《汉字中的男女文化》（载《学习》1994）、吴浩坤《甲骨文所见的商代的水上交通工具》（载《陕西师大学报》1995）、吴世雄《从汉语女部字看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载《语文学习》1996）和《语言文字中所反映的母系氏族社会观念探析》（载《语文学刊》1996）是对汉字与母系氏族社会观念这一文化专题的关系讨论。赵小刚《〈说文〉所反映的古代葬俗》（载《古汉语研究》1994）和《〈说文〉所反映的上古婚制》（载《兰州大学学报》1995）、李家祥《原始生殖崇拜在部分甲骨文中的表现》（载《贵州文史丛刊》1995）、孙雍长《汉字文化具象—从甲文、金文看古代的田猎》（载《五邑大学学报》1995）、庞子期《论〈说文解字〉的文化意义》（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5）等都是具体文化背景对特殊文字范围内的文化观照，或是对具体文化内容，如商代的水上交通工具、原始生殖崇拜、田猎生活的再现，或对某一个字的文化读解，如黄维华《“御”的符号意义及其文化内涵》（载《吴中学刊》1994）、黄南津《“羹”的文化解读》（载《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6），或是关注某部典籍的文字系统，如安作相《〈梦溪笔谈〉中的汉字文化》（载《汉字文化》1995），尤其是对《说文解字》文字系统的探讨较为深入。

6.专名与文化

生活中习以为常，俯拾即是的“名”，或是人名,或是地名,或是其他名字,五花八门。在这些生活中熟视无睹的语言现象的背后,有非同寻常的东西存在。譬如从人名可以窥见汉民族特性和宗法制度的侧影；譬如地名的文化景观，更是引人入胜，对民族史、经济史等的研究意义重大。诸如此类，早期都有过研究。现阶段，对专名与文化的探讨依然是颇有成果的。如，唐雪凝《人名的社会文化分析》（载《齐鲁学刊》1994）、柳金殿、孟建安《人名与社会文化》（载《汉语学习》1994）、和即仁《纳西族月份名称的结构及其来源》（载《民族语文》1994）、 张春兰《从古歌谣中的地名探溯拉族先民迁徙路线》（载《民族语文》1994）、斯钦朝克图《蒙古语五种牲畜名称语义分析》（载《民族语文》1994）、牛汝极《再论新疆的双语地名》（载《语言与翻译》1994）和《新疆地名的语言特质》（ 载《新疆大学学报》1995）、龙和铭《吉首苗族语地名浅析》（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侯一麟《汉语人名音、意、字说略：兼谈人名美三要素》（载《清华大学学报》1995）、刘凤翥《契丹大字中若干官名和地名之解读》（载《民族语文》1996）等。

7.民族语言和文化

少数民族语言作为中国语言园地中的奇葩，一直是语言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成为文化语言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领域。中国语言学的民族意识，拓宽了语言工作者的视野，超越了语言学本身的意义。本阶段的文章有，王学奇《元明戏曲中的少数民族语》（载《河北师院学报》1994）、肖丽萍和刘应捷《民族语言文化的心理探析》（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赵阿平《满语教学与研究中的文化因素问题》（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和《满语语义文化内涵探析》（载《满语研究》1994）、夏之乾《纳西象形文字所反映的纳西族文化习俗》（载《民族研究》1994）、马维和《维吾尔语中的双复数现象和双人称现象》（载《语言与翻译》1994）、刘萍《林则徐〈回疆竹枝词〉中的维吾尔语词》（载《语言与翻译》1994）、徐新建《语言的裂变与文化的整合──瑶族多语现象的时代特征》（载《贵州民族研究》1994）、盘金祥《云南瑶族语言和称­­谓的几个问题》（载《民族工作》1994）、周庆生《傣语亲属称谓变体》（载《民族语文》1994）、郑贻青《靖西壮语亲属称谓探究》（载《民族语文》1994）、丁庆石《论达斡尔族母语文化的物质层次》（载《民族语文》1994）、李炳泽《苗语色彩词及其搭配》（载《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1994）和《从苗语的DIEL看明清以来苗族文化的发展变化》（载《贵州民族研究》1995）、邓浩《从〈突厥语词典〉看古代维吾尔族的游艺民俗文化》（载《语言与翻译》1995）和《〈突厥语词典〉中的诗歌谚语及其文化透视》（载《西北民族研究》1995）、黄勇《我国少数民族人名“父子连名”制的语言文化分析》（载《吉首大学学报》1995）、胡书津《藏文数字藻饰词及其文化内涵》（载《民族语文》1995）、萨克达·东晟《语言文字与民族特征》（载《满族研究》1995）、哈斯巴特尔《从蒙古语“女婿”、“媳妇”称谓来源看婚俗的变迁》（载《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红波《壮族地名的缘起、内涵及其特点剖析》（载《广西民族研究》1997）等。研究多集中在文化反映比较显豁典型的词汇上，涉及心理、习俗等文化特征。这将是语言学加大有作为的领域。

8.语言交际与文化

语言交际中的文化现象已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且受到进一步的重视。主要作品有，张朝宜《“镜中世界”看语言：谈语言交际中的跨文化差异》（载《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4）、范进《语言与交往》（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仁甫《言语行为与文化模式：中国人的交际方式三例》（载《汉语学习》1995）、王钟华《理解· 表达· 文化》（载《中国文化研究》1995）等。其中，双语现象是语言交际中的研究热点之一，尤其是时值港澳回归之际，双语现象的研究被赋予了更重大的历史使命，而且研究的天地也更广泛了，比如潘家懿的《港澳回归与双语问题》（载《汕头大学学报》1995）。女书现象是语言交际中神秘的特例。女书，亦称女字、女文,是一种系统的民间女性专用文字,是语言交际中性别带来的独特现象。因而，女书以其特异的方式，引起了了语言学界的浓厚兴趣。赵丽明等人的研究曾受世人瞩目。目前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在继续中，如陈东肖《“女书”起源与流传的文化特质》（载《南昌大学学报》1995）、吴多禄《奇特的女书：湖南江永妇女文字简说》（载《零陵师专学报》1995）。此外，也有研究女性语言的论文，如张爱玲《论女性语言的特点及其文化内涵》（载《外国语》1995）。广告显然是语言交际的典范实例。经济生活的疾速发展，造成广告无所不在，使语言工作者对于广告的研究兴趣日渐浓郁。至于广告与文化关系的探讨更是新的观察点。其成果有胡安良《传统文化和广告语言》（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5）、邵敬敏《广告语研究的现状与我们的对策》（载《汉语学习》1995）、曹铁根《广告用语·文化·修辞》（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5）等。

9.语言交流与文化背景

研究语言交流与文化关系的论文大体可分三大类：

（1）语言文化的差异与比较，如郎天万《英汉语法异同及文化根源》（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4）、沙保华《文化差异与口译》（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5）、李雁波《从汉语和美语的习语看中美民族文化差异》（载《哈尔滨师专学报》1995）、汪晖《关键词与文化变迁》（载《读书》1995）、祝大鸣《有趣的中日汉字比较和数字观的差异》（载《世界博览》1995）、吴松祁《中英当代流行委婉语的文化比较》（载《现代外语》1996）、王建华《论汉英词语文化内涵的差异模式》（载《台州师专学报》1996）、刘宏《浅谈汉英语用文化》（载《宁夏教育学院银川师专学报》1997）、马生仓《中西文化差异与语义歧义》（载《固原师专学报》1997）等。

（2）伴随文化引进与接触而来的语言现象，如马怀荣的《近代文化引进与汉语表述系统的更新》（载《东方论坛》1994）认为文化的引进，促使汉语从承载本土文化向承载世界文化发展。又如王珏《汉文化对外来词的驯化》（载《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4）、徐军《英美语言和文化对汉语的某些影响》（载《德州师专学报》1995）、李葆嘉《论华夏汉语混成发生的考古文化与历史传说背景》（载《东南文化》1995）、张允明《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中──汉语现代书面语演变的历史和现状》（载《宁波大学学报》1995）、申小龙《佛教文化与中国语文传统的理论与方法》（载《汉字文化》1995）、唐雪凝《汉语外来语的社会文化分析》（载《齐鲁学刊》1995）、刘耘华《从语言视角看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错位现象》（载《湘潭大学学报》1995）等。

（3）外语翻译与对外教学上的文化导入研究也取得新的成果，如葛志宏《论文化语言差异与英汉翻译》（载《语言与翻译》1994）和《论英汉翻译对语言文化障碍的超越》（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余志鸿《汉学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兼评安子介〈解开汉字之迷〉》（载《上海大学学报》1994）、毕继万、张德鑫《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文化研究的问题》（载《语言文学应用》1994）、赵桂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教学》（载《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4）、杜桂得《英语教学·翻译与语言文化》（载《深圳大学学报》1994）、张英《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载《汉语学习》1994）、李华田《试论文化与翻译的三种关系》（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5）、丁夏《称谓与文化：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看汉语称谓词语》（载《清华大学报》1995）、潘江《文化因素·语用意义·英汉翻译》（载《福州大学学报》1996）、丁晓薇《语言文化差异与可译性限度》（载《山西大学学报》1997）。

除了上述这些专题涉及语言与文化外，在新的时代潮流下，一些新的课题萌生了，如广告与传统文化、港澳回归所带来的语言现象等等。另外，语言与文化其他各方面的关系，如语言与民俗，语言与音乐，语言与戏曲，语言与服饰等都是有所作为的领域。如杨淑敏《语言与民俗文化例说》（载《山东师大学报》）、贾唏儒《语言是民俗的一面镜子》（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4）、金失根《略论民俗在语法中的若干反映》（载《辽宁大学学报》1995）、和王珏《语言与音乐之关系略说》（载《解放军外语学院》1995）等。

文化语言学在本阶段获得的长足发展，不仅表现于大量论著的涌现，也表现于各种学术活动、教学工作的全方位展开：召开大型的文化语言学研讨会，进行广泛的学术讨论与交流；在高等院校开设文化语言学课程；招收本专业研究生。

                      研究特色

94年至97年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呈现出一种相对比较平和、冷静的状态，少了一份草创阶段的热情率性，多了一些日趋成熟的执着明达，开始走向成熟。虽然关于中国文化语言学，尚存不少纷争，但是作为力图摆脱描写语言学传统模式的尝试，它在中国语言学界激起的浪潮令人刮目相看，其特点也是鲜明的。

第一，本土性。与以往的语言学研究不同，中国文化语言学不是承袭与照搬，而是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语言理论。其兴起的内在元素，就注定了这种本土性。虽然文化语言学的产生有西方理论的渊源所在，却决非西方原装的“舶来品”。文化语言学的人文生态环境，研究旨趣，范围和方法，都具赋浓厚的本土特色。从其产生看，本世纪初从《马氏文通》开始形成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丢失了一些本应继承的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精华，而一头扎进西方语言学理论，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怀抱。而结构主义只注重描写语言的形式分析、分布分析、层次分析和分析语言内部结构的指导思想，隔断了语言学与其它人文学科的联系，从而导致语言研究越来越疏离乃至隔绝于语言的人文属性。西方语言学 ，是建立在与汉藏语言大相径庭的印欧语言基础上的，照般到中国，不免使中国现代语言学理论困惑重重，步履维艰。出于革新语言学的目的，建立中国自己的语言学，才有了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声音。从其旨趣看，文化语言学旨在结合中国的文化背景，观照中国的语言事实，从而建立能够较好解释中国语言事实的理论，并且将语言学与别的科学结合起来。从其内容看，许多专题都围绕着中国社会文化的独特之处展开，从传统文化到风土人情到民族心理，无一不是中国式的，尤其是对方言、汉字、传统语言学文献的研究形成了主流之一。从其研究者看，除对语言理论的建构兴趣以外，更多地投身于专门问题的研究，对于许多具体的语言现象十分关注，往往属意某一个中国文化的角度进行探索。因而，中国文化语言的“本土性”是始于先天，而成于后天的，混然是“土生土长”。

其二，多样性。在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旗帜之下，各人所从事的研究对象是至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本身的多样性加上中国传统文化浩如烟海，使研究的内容呈现海纳百川之势，几乎涵盖了语言的各个方面： 语言理论、语音、语法、词汇、文字、语义、方言、音韵、训诂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家庭、教育、军事、政治、经济、广告、翻译、交际等；文化的许多时空领域：文学、艺术、戏曲、音乐、民俗、宗教、神话、历史、地理、哲学、心理等；研究者的专业也极其广泛：语言理论、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外语、对外汉语教学等；涉及许多不同学科：语言学，社会学、哲学、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民俗学、人文地理学等。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语言层面，不同的角度，探讨不同的问题，全方位地展开研究，使文化语言学千姿百态，欣欣向荣。这种多样性，是由文化语言学自身性质决定的，多科学交叉性的研究方法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多样性也带来某种研究上的苦衷。游汝杰在《文化语言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中指出“建立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主要困难有：一是文化学所涉及的范围太广阔，语言学又过于专门，各方面的学识很难兼而得之。二是在人文科学中语言学的系统性最强，研究方法最精密、最特殊，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结合在一起往往产生不平衡现象。尽管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可以一再深入下去，但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并不需要如此深入的研究。语言学常常不得不游离出来，自成天地，其结果是语言学和文化学难以密合。在目前草创阶段似乎可以分头做成专题研究，积少成多，最后汇集成一门灿烂可观的学问。”这正说明了当代文化语言学研究中多样性有之，而系统性不足的原因。

其三，传统性。当文化语言学以恢宏的文化观照语言时，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精髓与民族文化的传统，在现代语言学中崭露头角。中国传统的语言研究，主要包括音韵、训诂、文字研究，文学与语言结合的研究早就萌芽了。虽然由于对语言本体研究缺乏理性的科学分析，小学沦为“经学”之附庸，但其在研究音韵、训诂、文字中，从来都是与文学、艺术、历史、民族、音乐乃至人间万象不相疏离的。对中国现代语言学予以深刻反思的语言学学者，在矫枉过程中，对于传统语言学是某种程度上的回归。当然，这决非指语言学又将重返老路子。语言学的性质地位已有根本性改变。所谓“回归”是指在现代理论指导下，对传统语文学著作进行崭新的审视取舍。此外，文化语言学诞生之初，适逢“文化热”之时，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估传统文化遂成一时之风气。文化语言学最初的一些课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如方言和移民，造词法和传统文化，专名的民族文化特征，句法和传统文化等。这种传统性，一方面使语言学开拓了新视界，另一方面也使语言所蕴涵的文化获得新生。

其四，时代性。传统性并不是排斥时代性。文化语言学没有直接的先行者，因而，它不是对中西传统的机械照抄，也不是对语言现状的简单否定，它是时代的产物，具有强烈的时代性。语言学的革新势必形成文化语言学这一新的发展视野，这首先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在学术上的闪耀。跨世纪之际，世界日新月异，事事都在求取新的生存方向，语言学在21世纪的特点将是多学科交叉研究，文化语言学正是符合这个时代主流的。其次，当代的语言现象、语言变化，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特别是在语言交际、语言交流与文化的研究上，时代性格外鲜明。

其五，实用性。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实用价值是双重的。首先是语言的研究不复“曲高和寡”，开始与其他学科进行接触交流，为其他学科提供服务。一方面把多种人文学科引进语言学，另一方面也把语言学引进别的人文学科，如哲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其次，现阶段的研究主动地向应用领域迈进，试图使语言学走出“不食人间烟火”的误区。这突出表现在外语界研究母语交际和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导入中。文化语言学的影响对外语界、教学界的影响是显豁而深远的，“文化导入”、“文化揭示”、“文化融入”、“文化语言有机化合”等已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关键之一，其成果也是十分喜人的。在翻译、广告、交际等等社会实用性十分鲜明的领域中，文化语言学也开始结出硕果。外语、对外汉语和民族语教学和翻译中的语言跨文化研究，如，英语教学中对汉语语言与文化和英语语言与文化的对比研究，使英语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语言的跨文化研究是把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引向跨时空，全方位，多视角对比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对于影响教学及其研究的知识性文化和交际性文化，开始受到重视。于是，语言学与实际社会生活日益亲近，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日益提高。

其六，温和性。所谓温和性，是从文化语言学研究的精神状态而言的。现阶段的研究呈现的是一种相对的平和冷静，研究氛围难免因此会显得冷清一些。 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预示着一个成熟期的到来。而这又完全得益于研究者主体精神的成熟，在主观上达到了不温不火的境地，趋向温和旷达，却又执着自信。经历过澎湃的“文化热”和“反思热”的人们，既懂得了学会拒绝依赖，自己行走，又领会了冷静思索，严谨务实，使现阶段的研究氛围趋于客观平和。

                 问题所在

一 学科的界定

文化语言学，作为交叉性的边缘学科，其涵义与界说仍具模糊性。近年来出现的与描写语言学大异其趣的新兴学科，除了文化语言学外，还有刘焕辉倡导的“言语交际学”和“交际语言学”、曲彦斌主张的“民俗语言学”、赵丽明提出的“文字语言学”、胡文仲引进的“跨文化交际学”、王德春等引进的“语言国情学”（或“国俗语义学”）等等（高一虹《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现状及问题》载《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文化语言学与它们的关系如何？事实上，在历年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中，这些学科的问题一直是受人注目的。显然，不仅文化语言学的概念不能与这些学科概念泾渭分明，而且，彼此的研究内容与方式也都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同时，文化语言学究竟是语言学的大家族成员之一呢，还是文化语言学是“大语言学”，其它分支学科都应归为麾下，这也是迄今争论不休的问题。甚至文化语言学本身应该是怎样的，也各持己见，尚缺乏统一认识与明确界定。

（一） 怎样定位 

文化语言学曾以其轰动效应受人注目，创造者自有真知，支持者不乏根据，反对者亦有想法。怎样看待文化语言学，目前仍是有异见的。一方面，有人将文化语言学夸张地奉为圭皋，将以往的语言学研究全盘否定，认为只有文化语言才是唯一的出路。另一方面，也有人视其为洪水猛兽，或睹若无物，甚至排斥这门新兴学科。如今，这两种极端见解的论争，已渐趋平静，但是，疑虑仍是有的，关于文化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中的定位仍然是不明确的。

屈承熹《怎样为“中国文化语言学”定位》（《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1期）认为“词汇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已可确定无疑。至于语法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则尚待商榷。”他的结论是，语法研究的文化语言学方法目前仍处于主观思考阶段，尚未进入科学论证阶段。我们认为他的批评是中肯的，不过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决非仅限于词汇层面，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二） 性质问题

学科界定上的困惑不仅是边界的模糊，更在于文化语言学本身的问题。文化语言学的真实意义所在给人的印象也是不明朗的。现在的文化语言学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还是比较粗疏的。文化语言学本身的语言观、性质、对象、方法等等各方面也还不是十分清晰的。这尤其表现在对下述一个根本性问题的争论上：文化语言学究竟研究的是语言本身的“本体论”，还是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关系论”？这是争鸣至今的大问题。

一部分学者，如游汝杰、陈建民、邢福义，认为语言现象中有文化，文化现象中有语言，两者互为依存，文化语言学应着眼于语言和文化的两者关系上，探讨语言和文化在不同历史层面上的关系，包括：现代语言和现代文化的关系，古代语言和历史文化的关系，现代语言和历史文化的关系，语言变化和文化的变化的关系，以及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关系。

另一部分学者，如申小龙，认为中国的文化语言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站在语言体系本身即语言内部结构的研究上，用民族文化的思维特征观照民族语言，概括出符合本民族特点的范畴体系，用以描述本民族语言的结构特征，从而全面揭示同民族文化特征相一致的民族语言的结构规律，建立起汉语语言学新体系，即所谓的本体论。他们强调语言的本体价值。 

事实上，尚有另外两种代表性的表现，其一是游移在“本体论”与“关系论”之间，两者兼论，按需持论，或者对两者都不否认，认识比较模糊，时而是关系论，时而是本体论，未能从根本上把握实质。其二是对文化与语言的关系这个前提就持异议，表示怀疑，认为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并不十分明晰，文化在语言上的表现程度不一，很难从语言上去把握其中的文化内涵。

由于这个根本性问题的争论，一系列问题便接踵而至。目前这个问题尚无定论，也不能硬性统一，这与文化语言学是一门新生学科有关。只有继续以严谨求实的态度从事一些专题性的具体研究，才能逐渐形成具有高度概括力和较好解释力的范畴体系，形成系统科学的理论模式，也许到那时候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二 流派之别

语言学界对中国文化语言学流派不同的理解与分类，不仅见于创议初期，而且如今依然如故。举例如下：

（一）两派说。戴昭铭在《文化语言学导论》中的分析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众多的文化语言学研究者按其理论主张和研究特色而言大体上有两派：关系论派和本体派。前一派的人数较多，较有代表性的是游汝杰，陈建民，邢福义等，后一派的代表是申小龙。两派在语言观，学科性质和方法论等一系列问题上各有不同见解。关系论派认为文化语言学的对象就是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邢福义等人把这种关系概括为“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形成了“从语言看文化，从文化看语言”的研究模式。游如杰认为文化语言学的目标是：1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研究语言和方言；2把多种人文学科引进语言学；3把语言学引进别的人文学科。本体论派认为语言“具有世界观和本体论的性质”，语言的人文性是语言的根本属性，文化语言学研究对象是语言的文化功能。为此，论者提出了作为描写主义和科学主义对立面的以揭示汉语的人文内涵为主旨的人文主义方法论，在这一方法论原则下开列出的具体研究方法有：文化镜象法，文化参照法，常态分析法，多元解析法，心理分析法，异文化范畴借鉴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和传统阐释法。

（二）三派说。邵敬敏在《文化语言学中国潮》的前言中认为，中国文化语言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迅速形成了由不同理论指导的三种流派：以游汝杰为代表的“双向交叉文化语言学”，即强调语言与文化的双向研究，以及历时与共时的交叉研究；以陈建民为代表的“社会交际文化语言学”，即强调从社会变异与交际功能入手，挖掘语言与言语的文化内涵；以申小龙为代表的“全面认同文化语言学”，即强调语言与文化在本质属性，特点上高度一致全面认同，并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是对该民族具有根本意义的价值系统的意义系统。

出于对学说不同角度的理解，产生了对流派的不同分类。同时，对于文化语言学中的“分”的状态，语言学界的态度也是不尽相同。有人听之任之，漠然置之。有人站在超然的立场对各派进行评论，寄寓期望，如戴昭铭认为“关系论和本质论派的分歧将继续存在，但最终可能合流。合流的途径是互相取长补短。”意图对两派进行整合。也有人则主张不必问流求派，而应该多拿些实际成果出来。在今后的道路上，这些分歧将继续存在，最终何去何从，人们将拭目以待。

三  继承与创新

任何学术不是从零开始的，成功的学科必定既有继承和又有创新，文化语言学也应如此，但目前文化语言学研究的不足却也在于此。文化语言学力图用恢宏的民族文化观照语言学，放弃了在语言学上的全盘西化，这便是继承的开始。另一方面，文化语言学本身在理论建设、材料选取、方法实践上的丰富多彩，正是对创新追求的结果。

然而，在继承与创新两方面我们仍然感到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文化和传统语言学的继承过于具体化、典型化，对自身理论的创新不够系统化、缜密化。许多学者，对文化语言学的兴趣过多集中于某个典范的传统文化角度上，如称谓、地名；某些特殊词汇上和某些传统典籍上，虽然写来内容扎实，论证有据，但对文化语言学的整体理论结构并无明显建树，往往只是囿于具体的材料整理和考证上。有些作者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也过于狭窄，对于中华民族整体的系统的文化特点、文化心理缺少把握。这个不足若不加改进，则将造成研究上的琐碎。也有的学者，孜孜以求与现代语言学大相异趣的文化语言学理论，却失于操之过急，实证不够。创新并非空中楼阁式的追求，须有扎实的根基和循序渐进的风范。在继承和创新方面，文化语言学的道路该怎么走，是发人深省，引人深思的。

四 解释性带来的问题

对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应运而生，申小龙认为，这是中国语言学由描写型向人文型的历史性转折；游汝杰、戴昭铭等人一再强调说，科学分类的重要原则之一，即是把科学划分为描写性科学与解释性科学两大类，解释性科学提供关于客体及其状况的各方面因果关系的解答。文化语言学是解释性的学科，而非描写性的学科。文化语言学所要解释的便是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因果关联，或是某些文化现象有语言上的成因，或是某些语言现象是某种文化现象的结果，或者某些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互为因果。我们知道这种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一般是很复杂的，抑或很隐敝的，而解释不免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直觉性。所以学者们在解释时往往难免简单化臆断化的毛病。文化语言学的解释性，为学者提供了思想驰骋的天地，但并不意味着对描写性的扬弃。而有些学者正是过分强调了对描写性的转型，完全忽视了描写性的重要，导致了对复杂情况的空泛推理，而缺乏扎实的对语言事实综合全面的考察。今后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仍不能放弃描写语言学这个基础，并应带动语言描写的深入发展。

                  方法特点

自觉地重视方法论的讨论，重视方法的系统化，是文化语言学的特点。文化语言学是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并举的语言学，其学科渊源上的多元性和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决定了其方法论基础。下面评论一些主要的研究方法。

一 文化背景透视法

语言之中有文化，语言也以文化为源。文化语言学对语言现象背后的文化背景进行探究，从而了解其渊源，推测其未来，这可以称为“文化背景透视法”。这其实也正是采用者最多的一种的研究方法，并且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比如研究方言岛形成的一个实例。杭州处于吴语区之中，却是讲半官话的，这一语言现象与移民史实结合了解，就会豁然开朗。南北宋之交，由于边患，朝廷迁都临安（杭州），大批北人移居杭州，带来北方官话，进而形成杭州半官话方言岛。

二 语言符号文化读解法

戴昭铭提出“文化符号”的概念（《文化语言学导论》）。所谓文化符号，指的是语言中的文化符号，语言作为华夏民族文化的载体，对民族文化的建构和传承具有关键的作用。语言符号因着语言与文化的血肉相融性，天然地具有文化汇载的功能。而在民族的演化中，学者为了达到理论建设的需要，往往用日常的语言符号指称特定的文化信息，而使语言符号成为文化符号。这一概念蕴涵了方法论的内容，即语言符号的文化解读，阐释符号的文化意义。这个方法更多地是运用在训诂、词义、词汇、文字的文化解读上，为学者们广泛采用。

三 文化差异比较法

语言学者往往立足汉族文化的传统，通过对汉语和其他民族语言在结构、语法和使用上的差异来分析产生差异的文化根源。比较之法，早已有之，然而，对语言自身或语言之外文化因素的比较，可算是较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尤其受到外语界和对外汉语教育界的青睐，运用也日益广泛。

四 学科交叉研究法

学科交叉研究法，是把多种学科引进语言学，把语言学引进别的学科的指导方法。即立足语言学，与其他学科多向交流，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科际交流，尤其表现在方法的借鉴与习得上。这个方法的特点是多种方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如融会语言学上的共时描写法、历时分析法、社会学上的社会调查法、阶层分析法，以及其他学科的统计法、历史研究法等等。这一研究方法的领域 十分广阔。语言学工作者已注意到更广泛的交流空间，如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区、文化层、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生物学中的进化论，甚至地质学中的板块理论，都会对我们的语言文化分析带来莫大启示。

对1994──1997年中国文化语言学之路的评述，不仅是为了总结成绩，也是为了启示未来。十多年来，文化语言学的路是有人走出来了，这条路对语言学来说，无论是正道，还是歧路；对跋涉者来说，无论是坦途，还是蜀道，自有实践证明和寸心领悟。重要的是，文化语言学在中国起步了，并且已经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但它的发展还有待于更系统的理论建构，更扎实的研究实证，更广泛的科际交流。文化语言学者，只有朝着这个方向，才能最终为中国语言学构筑又一条希望之路。

　　
出处：
引自：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http://chinese.fudan.edu.cn/fudan2/main/index.asp　

原文连接：http://chinese.fudan.edu.cn/speechlab/lecture/prof_you/whyy.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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