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6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当时正在进行的伍铁平和徐德江之间的论争，旨在支持伍教授的观点，即：徐德江（下文简作“徐”）的著述属于“伪科学”的范畴。何南林先生（下文简作“何”）在《汉字文化》（2003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汉语是一种伟大的语言”的文章，反对我的观点。
何文章的题目似乎隐含着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诋毁汉语；或者说，我不赞同他认为汉语是伟大的语言的观点。何还认为我厌恶汉字，并质问：“莫大伟先生对汉字这种刻骨铭心之恨，究竟从何而来？”（第5页）。
首先，我要纠正这些错误的印象。我认为何的误解是由于下述荒谬的三段论造成的：（1）徐是汉语和汉字的拥护者，（2）我批判徐，所以（3）我就是在批判汉语和汉字。事实上，没有比这种说法更偏离事实的了。不言而喻，汉语是非常丰富、复杂的语言，汉字是人类文化中最光辉绚丽、最优美的创造之一。事实上，首先吸引我学习中文的正是汉字的优美与复杂。随后，我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积极地学习汉语和汉字。我对汉字的书法艺术也很着迷，为了改进我拙劣的书法，我甚至还参加了书法班。显然，我绝不会浪费生命中这二十年的时间着迷地学习一门我仇恨的语言和文字。
恰恰是出于我对汉语和汉字的热爱，我才感到不得不在对徐批判的声音中加入我的声音，因为我认为徐和那些与他类似的人现在的所作所为极大地损害了汉语和汉字的科学研究。伍铁平教授已经做了令人敬佩的大量工作，彻底驳斥徐的观点。 上引我2001年发表的文章只不过试图向英语读者综述徐伍之争，增加了一些例证，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我文章的重点是围绕徐的观点展开的，然而我很困惑地发现何竟用如下矢口否认的句子，来作为他替徐辩护文章的结尾：“徐氏一派的理论，笔者没有读过只言片语，更不知谬误有多严重。本文……并不是要对其进行维护。”（第8页）那么，我想建议何找点时间读一读徐的书。我敢肯定，他会发现徐的观点与方法其实是无法维护的，而且我还确信，他会同我一样，认为这种著述对学术研究毫无价值，只会引起混乱和误解。
既然何是在为他本人从未读过的研究“著述”而辩护，我自然没有必要逐一地回应他的挑战。此外，他对我的许多批评根本文不对题。例如：在评论徐关于“汉字提高智商”的观点时，他的例子没有一个与汉字有关，因此跟目前的讨论完全无关。 下面，我仅讨论其中几个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同徐的观点及何反对我对徐的批评有关。
指责徐炮制伪科学不公平吗？
何认为这场争论调子太刺耳，并对此提出反对意见。他说：“学术争论不是‘大批判’”。 当然，任何有责任心的学者都不希望卷入委琐的辱骂或不公正的批判之中。那么让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伪科学”这一术语适用于徐的著述。
虽然徐的影响范围很有限，但还是有许多人用大量的笔墨来批判他的见解。 徐的绝大部分观点是如此地不科学而且站不住脚，以致几乎不值得语言学界去加以评论。毕竟，科学的研究者通常不会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驳斥诸如占星术、鬼怪等上面。他们只是把这类问题完全排除在科学领域和凭观察和实验的研究之外，不加理会。问题是：徐的著述属于这个范畴吗？显然不是。若是的话，就没有人包括伍教授在内，费心去驳斥它了。问题是，徐的观点介于异想天开的胡说八道与真正的科学之间的模糊（潜在的危险）地带。对于非科学工作者来说，徐的著述表面看来像来自观察的研究（科学的外部标志）。他的文章里有数字、图表和貌似学者的引文，装腔作势、自命不凡等等。然而实际内容却是些毫无根据的观点，全然不顾已经得到证实的科学知识。一些未经专业训练的读者如果碰巧持有和徐一样的沙文主义偏见，就很有可能在徐的文章中为他们自己的偏见找到似乎是“科学的”的证据。那些本来毫无偏见的人也很有可能完全被他具有欺骗性的言论所误导。这也就是为什么伍教授和其他人认为应使徐的著述声誉扫地，他的观点应受到驳斥，他的所作所为应加以揭露的原因。
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可以承受对有关汉字的问题无所知晓，因为这不会直接影响西方文化。然而，在中国，正确理解汉字和拼音文字之间的差异对在一些领域内制定正确的政策至关重要。这些领域包括语言教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翻译、印刷、全球性广告与市场营销以及对外关系等。因而，很有必要对汉字的诸方面进行客观的、科学的科学研究，不受民族偏见或考虑民族“面子”等因素的干扰。
尽管徐的著述影响有限，但是狠狠地批驳他的著述还有一个更宽泛的理由，这就是他的著述对于科学方法的破坏性影响。科学方法是在过去几个世纪的时间历程中艰难、缓慢地发展起来的，这一宝贵的学术传统必须得到保护。现代科学采用的一些方法和规范对严谨的、凭观察和实验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由于科学是全球范围内数十万个专家集体努力的结果，因此每次尝试都要确保从事科学活动里的每个人都要“遵循同一游戏规则”，否则，科学的大厦将受到削弱甚至会被摧毁。当然，也有一些科学家在制造“糟糕的”科学，即拙劣的、马马虎虎而且具有误导性的“科学”。幸好这类漏洞百出的行为都被同行的评论和重复进行的实验结果所清除。
如果何认为我对徐的著述否定得过分的话，那么我建议他仔细地阅读一下徐的著述，然后再作出判断。
指出汉字的某些缺点并不等于在总体上批评中国文化
讨论汉字相对的优点与不足可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有些人不仅仅把汉字看作一种书写符号，而且还把它看作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象征。对于这些人而言，任何指出汉字的不足的做法都被视作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攻击。
诚然，人们完全有理由把汉字视为中国文化的固有部分，并为中国文化而感到自豪。然而，若把汉字视为神秘的偶像则并无积极的意义。汉字首先是书面交流的工具，每一代的学龄儿童都要学习汉字，每天都有数百万的电子邮件以汉字发送，而且从购物清单到情书，都要用汉字书写。对汉字有一个客观、正确的认识符合中国人的利益。某些中国学者和西方汉学家曾深思熟虑地指出过汉字的某些缺点，有人因此便指责他们有反对汉语的倾向，这是不公平的。何况，一些强烈批评汉字的人中还有中国学者，比如，鲁迅、林伯渠、吴玉章等。人们当然不能以不爱国或对此问题无知为由而指责他们。许多专家主张用拉丁字母书写中文， 我个人不赞成这一极端的方式，但我认为上述主张并不表示攻击中国文化或者中国人民。将发现汉字有某些缺点的任何研究都视为仇华的人，有时应反过来为自身是否有某种排外的民族主义而感到内疚。
将汉语和汉字混为一谈
何在反驳我时也犯了徐著述中常出现的同样的错误——论据疏松，并有许多根本性的误解。例如，同徐一样，何在整篇文章中都犯了将语言和文字混为一谈的严重错误。我在此仅举一例。他提到汉字的组成成分在语义上往往很容易理解，他因而认为这会使学习汉语新词更加容易。为说明他的观点，他选了一个英语词“blepharoplasty”作为对比。这是一个使用频率极低的科技术语，说英语的一般人也会感到很陌生。该词的汉译是“眼睑整容术”。何认为，这个词连中国的“小学生都明白”（第5页）。我对此的反应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何选择了一个很有争议的例子。伍铁平教授指出，中国的小学生，甚至包括很多成年人，都未必能立即理解这个词，因为“眼睑”中的“睑”字是个不太常见的书面用字，“眼睑”这个合成词甚至都没有包含在我的 Windows 98 计算机软件中。“眼睑”在汉语口语中对应词是“眼皮”。“睑”字与“脸”字非常相似。很多小学生极有可能错把“睑”当成了“脸”，或者至少认为“睑”字发音同“脸”字。 简言之，大多数小学生甚至不能正确地读出“睑”字，更不用说理解它的意思了。
其次，何仅仅指出了汉语词比英语词往往更具有“构词理据的透明性”这一明显的事实。这一现象早已众所周知，并有人著文指出过。对中国读者来讲，汉语的科技术语以及整个汉语词汇，一般在词义上都更具有更大的透明性，这的确是正确的概括。 其原因显而易见:汉语大部分音节是词素，而英语却并非如此。 同时还应注意：即使汉语用字母（如拼音）来书写，甚至根本不写出来，这种构词理据的透明性也是汉语的一个特征。
有选择地引用例子和数据
我在文章里批评了徐只是有选择地找了一些孤立的材料支撑他的观点，而不顾大量反对他观点的研究。 何的文章也存在同样的错误。我在此仅举一例。他多次引用了语言学家赵元任的话来说明汉字的视觉优势。何引用了赵如下的话：
“在一页印有好多个不同的方块汉字的书里找字，比在不断重复二十来个字母的书里寻找，来得容易。……汉字有很强的个性，你要在一页上找什么字，眼睛扫到近处，它就直盯着你，呼之欲出。如果是字母文字，找起来就费事了。”
这一优势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然而它仅仅是赵元任在这篇文章和其它文章中对汉字总体评价的一部分。在赵的文章里，紧接着何引用的话是下面一段话：
“汉字既然是这样奇妙的符号，为什么那么多人想把它废除，改用另一种文字系统呢？原来汉字的优点是靠汉字的数量很多而获得的。要阅读现代的报纸，必须认得五六千字。”（赵元任，1992，第95页）
在另一著作里，赵也持同样的观点（赵元任，1968），但他进一步指出这一视觉优势（同学习许多汉字所付出的代价相比）可能并不值得称道：
“当然，上述视觉优势同学习一种更加复杂的系统，以便最终更方便地使用这一系统所付出的代价相比是否值得，这就另当别论了。我常说，当我教中国学生有些难度的国语罗马字体系时，他们起先骂这个体系；当他们掌握了这个体系后，便经常使用这个体系。更重要的是，读私塾的儿童常因不学汉字而被他们的父母或教师抽鞭子，等到他们学会阅读和书写汉字之后，又常因他们的孩子不学汉字而打他们”。（第112页）
“尽管带有自身明显的缺陷，但从对好的符号的其他要求来看，整套阿拉伯数字和拉丁字母及其变体的优点都远远超过其不足。从投资的比率而言，书写极其困难的汉字，除却在一定意义上有美感以及每个信息板块携带高信息这一操作效率外，同好的书面语言的符号的大部分要求相比，比值很低。然而，汉字却不仅很好地为说汉语的中国人服务，而且还为东亚一些不说汉语，而说其它各种语言的国家服务。汉字不仅在空间上广泛延伸，而且在时间上也持续了两千多年而没有发生巨大的结构变化。 因此，尽管我多年来主张使用拉丁字母书写汉语，并认为这或许是汉语将来的书写形式，但我并非在思想情感上没有某些犹豫。然而，我仍有把握地主张用字母的形式书写汉语，并且竟然出力设计并推行过一种拼音文字，因为我认为不存在很快废除汉字的危险，汉字即使不会无限期地存在下去的话，也会继续使用几十年，作为一种与拼音文字并行的文字形式。”(226页)
由此可见，何为支持徐的观点引用的材料，竟然是主张用字母书写汉语的！对那些漫不经心的读者来说，何的文章容易给他们这样的印象：赵元任是汉字的坚定的捍卫者，然而何所引赵元任著作段落的下文竟然是说，汉字的不足远远超过了其优点。何对赵元任著述任意选择的引用，错误地表达了赵元任对汉字问题的真正观点。赵元任的观点比何所认为的要复杂、微妙、举棋不定得多。
汉字与计算机
我提醒大家注意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汉字在文字处理和用于计算机方面十分麻烦， 为此何也对我进行了指责。当然，汉字有其自身的一些优点与长处，然而易于进行文字处理显然不在此列。拙文绝对没有“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自何文对我的诬蔑）的用意，但这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同徐一样，何认为目前汉字和拼音文字输入电脑便利的程度相等。何写道：“汉字这一惟一顽强生存下来的象形文字，一旦获得电脑的辅助，便有如猛虎添翼，不但不会消亡，而且将威力倍增。”（第4页）
虽然计算机的确使汉字能在信息时代生存下来，但是汉字与拼音文字在这方面的差距依然很大，目前未必能缩小这一差距。尽管计算机有处理汉字的功能（要耗费电脑巨大的内存），然而，要把汉字实际输入电脑，却始终需要采取一些中介的步骤。不论是用拼音、五笔或任何其它现存的几十种输入法，这些方法无一例外地都必须包含一层额外的处理程序，而对于拼音文字，这是不需要的。何说，汉字输入电脑“其速度甚至反而超过拼音文字”（第4页）。然而，不论使用哪种输入法，都须付诸巨大的努力来学习这些方法才能达到这样的速度。使用者通常要上几周速成课来学习基本知识，而且一般的电脑使用者很少能完全掌握这些方法。拼音文字输入电脑根本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结果是，尽管在日常生活中汉字可以应付自如，然而换在互联网上，与处理拼音文字相比，处理汉字就变得困难、缓慢、麻烦得多。这些事实显而易见，否认或掩盖它们并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说到这里，我必须补充一点。对很多只说汉语而没有接触过英语或从未在英语环境下工作的中国人来说，这一情况并非特别明显。但对那些不时在汉字输入与拼音文字输入之间转换的任何一位中国人来说，这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然而，那些在电脑、手机、电子设备等上面只用汉语的人很可能意识不到拼音文字处理的效率高，因为他们没有据以进行比较的对象。
汉字易学易记论
这是徐以及支持徐的何不顾明显事实的又一个事例。我们知道，同其它国家的同龄人相比，中国儿童必须多花好几年的时间来学习书写自己的母语的符号。 认为汉字易学的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书写十分复杂的汉字给其使用者增加了沉重的记忆负担。还需补充的一点是：汉字中所包含的语音信息是零散、模棱两可和不可靠的。因此，在书写的过程中，回忆起汉字的字形很困难。更糟糕的是，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电脑来制作文件，而不用手写，这导致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简直丧失了书写自己母语的能力。虽然还很少有人对这一现象进行学术研究，但是问题的普遍程度却不容否认。我的妻子（中国人，受过大学教育，以前是高中教师）和我的一些中国朋友都坦然承认，随着电脑的更广泛的普及，他们正在丧失书写汉字的能力，我们所熟知的“提笔忘字”现象正变得越来越常见。
在此讲一件我遇到的真实的事情：几年前，我和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四位研究生共进午餐。那天我得了重感冒，想写张便条给一位中国朋友，取消我同他的约会。我不会写“打喷嚏”中的后两个字。于是，我便向这四位研究生求助。令我感到惊诧的是，他们四人当中竟没有一个人能够想起怎么写“嚏”字。中国最知名学府的四位中文系研究生竟然不能用自己的母语写出同“sneeze”（打喷嚏）对应的汉字！这绝不是一个反常、孤立的例子。我们无法想象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比如说，哈佛大学的四位研究生不能写出像“sneeze”一样简单的单词，因为英语在很大程度上是表音的。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拼写错误，但是，使用拼音文字的文化人绝不会完全忘记常用词的写法。
我认为汉字书写困难，何对此作出了这样的回应，他说：“外国人学汉语固然困难，但中国人学英语就容易吗？”（第5页）（在此，何再次混淆了汉字和汉语。难学的是汉字，而不是汉语。关于这个问题的详尽分析，见伍铁平《汉语真那么难学吗？》，刊《语言教学与研究》1978年第3期）。但中国人所作的真实评价也认为汉字书写更加困难。这给人类和机器信息处理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中国文化仍然能够与汉字兼容并蓄，但我们不应忽略这样的事实：年复一年的时间被用于机械地死记硬背汉字，无数的时间被浪费用来查找汉字、输入汉字，并要重新学习那些被忘掉的汉字。
汉字是世界通用文字？
徐和何所持的汉字是惟一适合于充当国际通用文字的论点充满混乱和误解，以至于反驳它都让人无从下手。 简言之，徐和何似乎都持这样一种错误认识，那就是，汉字的作用好比一种同口语无关的、清楚的图象文字。我必须再次强调，汉字只对那些花了多年时间学习如何阅读汉字以及如何对它们进行解码的人才会显示意义，它们没有向不熟悉汉语的读者显示意义的神奇能力，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世界通用的符号z表示“禁止吸烟”，但汉字没有这种功能。汉字也不是表达基本概念的、直接的速记符号，如同我们可以用符号J表示“高兴”，用©代表“爱情”等那样。汉字“马”并不是比拼音文字 horse（[英]马）, Pferd（[德]马）, 或 cheval（[法]马）更好的符号，在很重要的一方面实际上还处于劣势，即在书写与发音之间没有对应的规则可循。从这种意义上讲，汉字的作用类似于包括％，1234……，+，$，@等在内的的全球通用字母数字符号，尽管这些符号在不同的语言中读法不同。这类符号全球通用，这的确是一大优点。然而，如果认为这些符号具有某种神奇的“表意”特性，从而使它们能够超越语言的界限，那就错了。生活在任何一种文化环境中的儿童在学习这些符号时，都必须同时学习自己母语的字母或音节符号，作为帮助他们读写的符号的一部分。当然，汉字“四”在表示“四个”这一概念时跟阿拉伯符号“4”作用完全相同。但由于历史的原因，“4”这个符号为全世界所接受。
十分遗憾的是，在21世纪，我们还仍在纠正有关汉字的一些根本性的错误观念，而这些错误的观念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许多学者解释得既明确又清楚了。 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些陈旧的错误观念又被徐、何等个别说汉语的人“起死回生”，按说他们对此应该有更好的了解。
结语
绝大多数研究汉字的语言学家和学者对汉字的基本语言事实都有较好的掌握，并且依据已建立的科学程序开展他们的研究。那么，为什么还要花费这么多的精力来反驳徐在他的（被大部分人蔑视的）界外的刊物《汉字文化》散布的那些不科学的论点呢？概括一下上面我所讲的内容，徐（以及为他辩护的何）在“起死回生”某些长期存在的有关汉字的错误观念，在未受教育的公众那里，甚至偶尔在学术圈子中，都有人顽固地坚持这些错误观念。这些不科学的观念许多只是无知或者不严谨的学风造成的，而其它的一些观念（比如关于汉字可能成为世界通用文字）似乎反映了那些强烈的民族主义者的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们力图歪曲事实，以便为其明显的民族偏见服务。中国有许多方言，还有独特的汉字，迫切需要与西方文化相互作用，因此极其重视语言政策及语言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准确、科学地理解汉字是最重要的，因此，很有必要在伪科学这一“毒草”长出之时，将其识别并铲除。重要的是，这些中心工作不应被沙文主义或被引入歧途的“爱国主义”等因素蒙上阴影。正如何所说的，汉语的确是一种伟大的语言，汉字具有无可置疑的美感和文化上的重要性。然而，应该冷静客观地分析汉字的优点与不足，以便制定出服务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最佳政策。
参考文献
陈炜湛（1999）“〈昭雪汉字百年冤案 ¾ 安子介汉字科学体系〉评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DeFrancis, John (1984) The Chinese Language: Fact and Fantasy (《关于汉语的事实与各种奇谈怪论》)，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Hannas, William (1997) Asia’s Orthographic Dilemma（《亚洲的书写困境》），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Hannas, William (2003)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How Asian Orthography Curbs Creativity （《不祥之兆：亚洲语言的书写如何抑制创造性》），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
何南林（2003）“汉语是一种伟大的语言¾与莫大伟先生商榷”，《汉字文化》，第2期。
Mair, Victor (1991)“Building the Future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East Asia Demands Facing Linguistic and Technological Reality（东亚创建信息处理的未来要面对语言和技术的现实）. In Victor H. Mair and Yongquan Liu, eds., Characters and Computers（梅维恒和刘涌泉主编：《汉字和计算机》），Amsterdam（阿姆斯特丹）。
Moser, David (2001)“Pseudo-science in the Chinese Linguistics Circle”（中国语言学界中的伪科学）,《外语教学与研究》, 第33卷第6期，450-463页。
伍铁平 (1997，1998)《语言和文化评论集》，北京：北京语言文学大学出版社。
伍铁平 (2003，1)“《福建外语》与学术打假”，《泉州师范学院报》(社会科学) 第21卷第3期，《外国语言文学》2003年第3期全文转刊。
伍铁平 (2003，2)《莫大伟著（2001）＜中国语言学界中的伪科学＞中译文校注》（将在《语言文字学辨伪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 刊出）。我完全同意伍教授的校注。
尹斌庸，苏培成 (选编) (1994)《科学地评价汉语汉字》，华语教学出版社。
赵元任 (1968) 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语言和符号系统》），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剑桥大学出版社）。
Chao Yuan Ren (1976) Aspects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 （《中国社会语言学诸方面》），Anwar S. Dil (e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赵元任（1992）《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