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伪科学，汉字与拼音文字

——一场诉讼和争论的历史回顾

　

姚小平

◇“伪科学”的表现
◇怎样认识汉字的“科学性”
◇汉字比拼音文字容易学么？
◇学习汉字可以提高儿童的智商么？
◇汉字将成为一种普遍文字么？
◇书法也能证明汉字优于拼音文字么？
◇余论


　　1995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伍铁平在《外语教学》杂志（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学术界不存在骗子吗？》（《外语教学》1995/2），认为徐德江关于汉字优越性的一系列论述属于“伪科学”。 1995年11月，徐德江向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状告伍铁平和《外语教学》“侵害名誉”。在举行了数次庭审和听证后，1998年底，法庭宣布将诉状退还原告，不再受理本案。如今此案虽已渐为学界淡忘，但对那场诉讼涉及的核心问题，仍有必要以冷静的眼光来审视。以下是我与美国语言学家莫大伟（David Moser）就此展开的对话。


　　“伪科学”的表现

　　姚： 大伟，《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今年第五期将刊登你的英文文章“Pseudo-science in the Chinese Linguistics Circle: A Brief Summary of the Ongoing Academic Dispute between Xu Dejiang and Wu Tieping”（中国语言学界的伪科学：简述徐德江与伍铁平之间的学术争论）。在那篇述评中，你支持了伍的观点，认为徐的学说的确是一种“伪科学”。你是怎样得出这一结论的？

　　莫： 姚老师，我很高兴贵刊能发表我的文章。应该说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本来不必发言。但因为我是“老外”，或许可以向中国读者提供一点另类的想法。
　　伪科学的一个特征是，没有任何经过验证的理论或可以验证的假说，就提出一些似乎很新颖的观点；这类观点实际上找不到科学的证据，在伪科学家眼里是无须证明、不证自明的。伪科学的另一特征是倾向于夸夸其谈，把一种理论的作用和重要性抬高到极点。从徐的所做所为来看，这两个特征都有了。徐的一些追随者一再吹嘘他的理论是“革命性”的，说他的著作“创造性地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还声称徐开创了所谓“新语言学”，使得语言学从西方理论主导的初级阶段上升到基于中国理论（当然就是徐氏理论）的高级阶段。这类狂妄而滑稽的说法是伪科学文体的典型标志。

　　姚： 近二十年中国语言学的主流还是健康的，徐氏一派的出现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徐的理论在语言学界倒没有什么影响，产生了影响的是那场诉讼。任何时候学界都有可能冒出一些不伦不类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去跟它较真，它也就自生自灭了。圈里圈外的许多人，包括我，都觉得伍与徐打笔墨官司已很不值，把自己的学业都荒疏了。更不用说被卷进一场真的官司。我去听过庭审，那种事情很耗人。当然，如果没有一两个人站出来澄清事实，公众就难以辨别学术的真伪。我注意到，一方面你断定徐的理论是伪科学，另一方面你也把徐伍之争看作“学术争论”。在当初激烈的论辩中，双方都有过一些情绪化的话语，现在事件已经过去，我们需要冷静下来，从学术角度认真地作一番思考。

　　莫： 跟徐辩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始终是在自言自语，不理会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概念，甚至不受常识的约束，不顾显见的事实。像 “语言”与“文字”、词”与“字”等概念，在徐的论述中就分不清楚。他根本就没有受过语音学的训练（也没有接受过其它语言学基础学科的训练），连元音、辅音和音节的关系也弄不明白，却敢指责国际语音协会的定义有问题。跟一个假充内行的人讨论问题时，你必须一再提醒他不要曲解最基本的概念，这比跟一般学者进行正常的讨论累得多。

　　怎样认识汉字的“科学性”

　　莫： 徐反复声称，汉字是一种比拼音文字更“科学”、更“高级”的书面语言。问题在于，什么是“科学”？徐从未下过确切的定义。“科学性”是需要证明的，可是徐却把它当成了立论的出发点。例如他说，不能用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框架来研究汉字，否则会导致“严重地歪曲这种世界上最明确、最经济，因此也是最科学的文字”。

　　姚：称汉字“最明确”，是非常含混的说法。也许是指“日、月”之类象形字，或“上、下”之类指事字，一看就能明白意思？但这类字并不多。更多的字普通人是看不明白的。比如“科、学”这两个字，就只有文字学家才能看得透。假如汉字不进化，仅仅使用“最明确”的象形、指事字，早就被历史淘汰了。至于汉字的经济性，曾有这样一个说法：在联合国各种语言的文件中，以中文文本最为简短。

　　莫： 据安子介说，中文文本与英文文本所占篇幅的平均比率为1：1.8，并用这一点来证明汉字的经济性。可是却没有考虑其它因素，例如汉字的笔划。如果文本简短就等于经济，经济就意味着科学，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古汉语比现代汉语科学，英文速写比拉丁字母科学，等等。
　　徐关于汉字科学性的另一个“证据”是，汉字输入计算机的速度“比英语快”（“英语”应该是指“拼音文字”吧，他把语言与文字搞混了）。首先，这一点很有疑问；其次，速度快是否就等于更科学？

　　姚： 一个受过五笔字型培训的职业录入员，输入的速度当然很快。完全有可能快过“英语”。但是这样的比较不合适。拼音文字没有输入法的问题，不管什么人，对着键盘直接打就是了。就这一点来看可以说很经济。汉字却很让人苦恼，有各种各样的输入法，直到今天还没有统一。有些输入法的确很快，但要经过专门学习；况且一段时间不用，就会荒疏。人们为解决汉字输入法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这样看来汉字就谈不上经济了。我相信更多的中国人是用拼音输入法，那比较简单。我自己打汉字用的是“智能ABC输入法”，那是一种简拼加语词联想的方法，严格说跟汉字（的构造、笔画等）已没有关系。

　　莫： 徐又把汉字的科学性归因于汉语的科学性，说“汉语口语本身就是明确和简练的，汉字之所以具有科学性，正是由于它源于这种更科学的口语”。他的思维混乱不堪，逻辑一点也不讲了。他是不是想说，明确和简练是汉语口语的内在特性？难道孔子或毛泽东，大陆的公务员或香港的的士司机，说的话都一样明确、简练？
　　事实上，的确有一些实验可以证明汉字在加工信息和处理语义的速度方面不无优点。遗憾的是，徐对这些实验并不了解，当然他也不需要了解。

　　汉字比拼音文字容易学么？

　　莫： 徐以为，对婴儿来说识读汉字比说话还要容易，并用这一点来证明汉字比拼音文字容易学。

　　姚： 这样的比较很幼稚，没有什么意义。马戏团里的动物会辨认一些字，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说话（语言）是人类种属的、先天的生物能力使然的（当然后天环境也不可缺），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能自然地获得（专业术语也叫习得）语言。语言的获得与教育无关，而文字完全是人类后天的行为。文字的获得有赖于教育。所以，从未有过不会说话的民族，而没有文字的民族却很多；即使有文字的民族，如果教育不普及，文盲也会很多。
　　
　　莫： 比起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度，中国的儿童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本民族的文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然而徐不愿意看到这一点。他又引用“日本研究者”的实验结果，来证明汉字比拼音文字更容易感知：中国人读两个汉字，只要0.06秒；让日本人读相应的假名形式，需要0.7秒；而转写成拉丁字母后，读起来则要费1.5秒。他没有交代那个“日本研究者”究竟是谁。“读”是什么意思呢？是指辨认，还是读出声来？受试者是什么人，是日本学龄儿童，还是成年人？学过多少英语？我们统统不知道。
　　更可笑的是他的下面一段话：“拼音字母和汉字属于同一平面……如果说，用26个拉丁字母可以构成任何词，那么汉字只需要有包含在‘永’字里面的8划，就可以构成所有的字。26和8，哪一个更少呢？”（《汉字文化》1990/4）稍有中西文字常识的人都能看出这种比较的荒唐。字母并不是笔划。字母也是一笔一划写出来的。26个字母需要用多少划呢？我不知道。这也不重要。汉字的部首跟拉丁字母才勉强可以相比。但部首有216个。英文的拼写规则并不容易掌握，然而比起几千个汉字来仍要容易得多。

　　姚： 汉字不但外国人觉得难，中国人自己也觉得难。说汉字比拼音文字容易学，已不是正常推理可以得出的结论。我想，这是徐氏出于自身理论的需要，必须坚持这样说。因为他认定汉字比拼音文字优越。假如承认汉字繁难，不就降低了它的优越性吗？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坦言汉字比拼音文字难，例如宋代人邓肃曾对高宗说：“外国之巧在文书简，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繁故迟。”（对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引过的这句话，有不同的理解。）汉字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字，它能够存活到今天，肯定有其长处。但繁难不应该是它的长处。古人都能看出来的问题，今人却看不出来（抑或不敢承认？），是不进反退了。

　　学习汉字可以提高儿童的智商么？

　　莫： 徐告诉我们，有个“英国心理学家”说（没有出处），日本儿童的智商之所以比美国儿童高（好像这已经是经过验证的事实了！），就是因为学了汉字，而不是由于文化态度等因素的作用。又引一个“日本学者”说（仍没有出处），如果5岁开始学汉字，智商可以达到115；4岁开始可达125；3岁开始则能达到130。他还引过报上的一则消息，称华裔儿童在美国的学龄儿童中智商最高，日裔儿童第二。据说这是因为华裔、日裔儿童学了汉字，而汉字优于拼音文字的缘故！（显然他忘记了一个事实：在美国的大多数华裔和日裔儿童根本就不想学汉字。）他的断言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而他的论证方式具有典型的伪科学性：利用一堆东拼西凑、来源不明、似是而非的“证据”，来支持一个蛮横无理的臆说。他鼓吹汉字是一种“智能型的文字”，声言“汉字不仅能提高中国人的智商，而且也能提高其他民族的智商”。潜台词是，由于拥有汉字，中国人在种族上更优秀。

　　姚： 对于中国本土的人民，“学习汉字能提高智商”是多余的话。不学汉字，就是文盲，哪还有多少智商可言？就连日本人不识汉字，也是半文盲。至于外国人以及华裔，学一点汉字能提高智商，也许是可信的。问题是，对于儿童，很多东西都会有助于提高智商，音乐、绘画、七巧板、九连环等等，不必非学汉字。爱因斯坦就没学过。徐有一句话说，汉字是“比积木、魔方更巧妙的智力玩具”（《汉字文化》1994/4），这才是他的真实思想。我们判别神童的标准往往是，还未上学就识了几千字。我的儿子三四岁的时候也认得许多字，可是到了小学里都要重新学过。
总之，汉字跟智商没有必然的联系，就像吃补品与智商没有必然联系一样。我们当然可以劝外国人吃中国传统的补品，可是如果我们声称，这补品是世界上最有营养的，什么人都可以吃，没有任何副作用，甚至只吃它就够了，不吃就怎么怎么了，那未免太出格了。

　　汉字将成为一种普遍文字么？

　　莫： 徐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二十一世纪应是汉字发挥其威力的时代”（《汉字文化》1991/4）。这也是他反复高喊的一个口号。他相信汉字将成为一种世界通用的文字。他的推理很简单：各国数学家使用的是同一套表意的符号，不需要翻译就能相互理解，而汉字恰恰也是表意的，所以“最有资格成为普遍文字”。徐当然不是数学家，所以他不懂得（1）各国数学家讨论问题不能没有自然语言，公式、等式、符号都要用自然语言来解释，而现在世界上最通用的自然语言无疑是英语；（2）数学符号不等于自然语言（文字）符号，前者定义精确、不变、高度形式化，后者则多义、模糊、可变；（3）掌握和使用一系列数学符号对于数学家也不是容易的事，对于门外汉就更谈不上理解和通用了。在一页纸上写满汉字，和在那上面写满数学公式一样，没有多年的学习是理解不了的。
徐本人想必也感觉到了上述口号的文化沙文主义情调，于是拿出一封私人信件来为自己表白：“日本的某某博士用日文写信告诉我：‘我深信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文字……我们操不同的语言，但假如世界上每个人都能读汉字，我们就能用这种媒介来交际。我一句汉语也不会讲，可是我能看懂你信上的内容。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能这样做，那就太好了。’这是一个不带民族主义偏见的日本学者给予汉字的客观、科学的评价。”（同上）这个日本人能够读懂汉字，只不过是因为他像徐一样，一生都在学习阅读、理解和书写汉字。
　　如果像徐说的那样，“只有纯表意的文字才是真正的国际性的文字”（《汉字文化》1994/4），而汉字又被视为这样一种文字的话，那他就不是在抬高汉字，而是把汉字贬低到跟国际通用的厕所标志那样低级的东西了。

　　姚： 不管是否真有这样一个日本博士，他肯定不具备语言文字学的常识，否则怎么会说“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文字”？这种话只能当作酒后的戏言来听。从史的角度看，徐的论调并不新鲜。十七世纪初，西方人刚开始认识汉字时，也指望以这种表意文字为基础发明一种世界通用的文字。这就是培根、莱布尼茨等一大批学者曾经参与的所谓“普遍语言文字运动”， 延续了一个多世纪。这是前人走过的一段弯路，后人理应从中吸取教训。徐的思路表面上很能给人时代感，实则只是复蹈了西方人多年前走过的歧路。

　　书法也能证明汉字优于拼音文字么？

　　莫： 徐不但声称汉字更科学、更易学、更具普遍性，而且一再说，汉字比拼音文字更高雅、更优美。这当然是指书法：“中国的书法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点每个人都知道，是毫无疑问的。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只有汉字才达到了这种艺术美的高度？总的说，这也是由于汉字的科学性质，以及其表意性能和方形的对称结构。”（同上）没有人会否认汉字书法的艺术美（虽然阿拉伯人、印度人也有书法），但是，衡量文字系统的短长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关键是，世界上的语言和文字多种多样，没有哪个人有权利声称一种语言文字比其它的优越。任何一种文字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有自身的问题和缺陷，当然也都有一定的长处。对中西文字及文化不是不可以进行比较，但在比较时，对自己的东西应该多看缺陷，对人家的东西应该多看优点，这样才能进步。

　　姚： 汉字的艺术美与“科学性”毫无关系。书法是额外的东西，已不属于文字的基本功能。即使允许我们评判各种文字的优劣，也不该考虑书法。汉字的书法就像是做工精细的服饰，确实很美，但要花很多时间去练。练书法的人都爱写繁体字，似乎不繁就不美了。如果照徐的做法，把“简”或“经济”看作判别文字科学性的一条标准，那么，汉字要保持艺术美，就得牺牲一部分科学性。
　　我觉得徐之所以一错再错，除了缺乏语言学的基本知识以及相关学科的基础训练，相当程度上也是因为不熟悉历史，对西方和中国的语言文化史都不了解，以至以为自己的思路有创意。其实他的所谓“当代语言文字理论新构想”、“新语言学”、“新公式”，从论题到见解全是旧的。所有的问题前人都已想到并讨论过了。十九世纪末叶，就有中国学者对汉字和拼音文字做过比较。有人认为汉字的艺术美是拼音文字不及之处，“汉字之形，极方极整……诚可赏心娱目”，而拼音文字不过“如蟹横行也，绿豆芽也”。就此卢赣章在《切音字可则汉文》（1896）一文里指出，“切音字虽如横行蟹、绿豆芽，然其字画之简，书法之捷，似非于篆隶楷比也。夫书求捷也，苟能敏捷，草书便佳，何必字字齐整？如迟缓而不适于用，虽笔笔谨严，有何可取？此古篆之所以递变也。”卢氏对当时反对拼音字母者提出的汉字的四个优点——可辨别同音词（辨意功能）；本身具有意义（表意功能）；言简意赅（信息量大）；形体方整（美学价值）——逐一做了分析。后来的汉字优越论者，包括徐氏，立论极少能超出这四点。

　　余 论

　　莫： 徐和他的追随者的那种大汉字主义暨文化沙文主义的论调，在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语言学界还能站得住脚，是很可笑也很可悲的。我希望中国同行不要把它带进二十一世纪。我想，这也是新世纪之初你我在这里进行这场对话的目的之一。有一个问题一直让我感到困惑：中国学界为什么没有一套公认的操作规范和审议制度？汉字被神化，徐的理论被捧上天，还有中国报刊上经常披露的剿袭剽窃等等，对这类败坏学术的现象难道不能从制度上加以约束？单靠伍铁平等一两个斗士，是远远不够的。

　　姚： 徐的观点在中国语言学界并没有市场。除了三两个人多半出于私己目的跟他结盟，语言学界从来就没有接受和认可他。我在一开头就说过，我们大多数学者只是不想浪费时间，听由他自长自消罢了。但在语言学界之外，他是有市场的。公众又不懂什么是语言学；媒体也分辨不了真假，又喜欢猎奇，一听说“新语言学、新构想、新公式”，就被迷惑了。加上徐氏一派鼓吹汉字文化至高无上，很能迎合一般中国人的心态。你提到文化沙文主义。在这一点上，徐不是孤立的。几年前中国有过一阵热度很高的民族主义躁动。包括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类轻浮的说法，以为在新的世纪里，风水自然要转到中国一边。徐的理论只是这股躁动的产物之一。这几年好些了，学界清醒多了。
你批评中国学术有欠规范，缺乏公认的审议制度。这的确是当前中国学界面临的大问题。其实中国古代学术已形成一定的规范，清代学者如顾炎武、章学诚在这方面思考得很多，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作了总结。直到文革以前，除了一些政治干扰，学风也还正常。文革以后有些乱了，首先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冲击。

　　莫： 听说在中国什么人都能出“学术著作”，只要他有钱，十万字付一万块，是这样的吗？

　　姚： 基本上是这样，价码可以浮动。不过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看出版社。在中国有不少好的出版社，很重视书的质量。有问题的书，你付再多的钱，他们也不会出；而像样的好的书，你不用付钱人家也会出。有些出版社就不好说了，什么都敢出。但即使优秀的出版社，如果没有一套专家审议、把关的制度，只靠编辑自己来判断，说不定哪天也会出错。大伟，从另一角度来看，你不觉得人人都可以出书是一件好事么？这可是“言论自由”啊！

　　莫： 的确如此，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姚老师，我想我还比较了解中国。假如在文革以前，像徐的著作这样的“毒草”是决不可能问世的。这真的是一个进步。即使是一种谬论，也应该允许它发表。

　　姚： 另外，你我都是伍先生的支持者。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我个人对有些事情持保留态度。我认为徐的言论是错误的，他的学风也有问题。可是对一些具体的事情，我们应该做具体分析。例如徐主编的《汉字文化》，因为发表了大量不实之论，给学界的印象很不好，但不是说那上面所有的文章都不可读。另一方面，我认为伍先生对徐的批评是正确的，这不意味着我会无原则地同意伍先生的每一句话。我是伍先生的学生（真正意义上的学生，他是我的硕士生导师），然而，我有我自己的判断力。

　　　　　　　　　　　　　　　　　　　　 （精简稿见《中华读书报》2001/5/23）

引自：姚小平个人主页　http://www.yaoxiaop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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