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事实 实事求是——致姚小平教授和张宜博士的公开信

（附：胡明扬教授致伍铁平函）

作者：伍铁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北师大一位研究生将姚小平网页上发表的张宜2005年3月19日整理的“姚小平教授录音访谈整理稿”下载给我看。我为姚在学术上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但是看到他对我名褒实贬，还两次造谣：“伍先生向（跟）我道歉”，我十分气愤，不得不写这封信在网上发表，以正视听。  

胡明扬教授主编的《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中节选的洪堡特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和后附“评介”，的确是我布置我当时的硕士研究生姚小平分别翻译和撰写初稿，但我对照德文仔细校对过该译文，我也仔细地审核过该“评介”，都做了个别重大的修改。然而，无论如何还是姚付出的劳动比我多。因此，我给该书主编胡明扬教授多次建议，不要署我的名字或至少要把我的名字放在后面，注明校对“译文”和审定“评介”。胡教授当时曾给我答复，大意是该书系“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不能将学生的名字放在前面；该书对叶斯柏森的《语法哲学》的“评介”，也是由俞敏先生的学生施向东同志撰写，由俞教授最后定稿的，出自同样的考虑，也是将俞先生的名字写在施的前面。我当即将胡教授的答复转告姚小平，当时姚完全同意胡主编的定夺，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胡教授1987在北戴河召开过该书的定稿会，我参与了该会，姚小平没有参加，对此姚也没有提出异议。数年后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先后申报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时，都曾找我写推荐信，当时他也没有提出过上述问题。  

但是，事隔17年，姚事先既不同我商量，事后也不通知我，片面地在网上刊出上述《访谈整理稿》，宣称上述“节选”和“评介”“实际上是我（指姚）写的”，只字不提我审核该“节选”和“评介”时所付出的劳动和他对我当年转告他胡教授的答复时并未提出过异议，给人的印象是我在此事上曾蓄意侵犯过他的劳动，这是很不合适的。尤其不应该的是姚在该“访谈整理稿”中两次说我曾为此事向他道歉，这完全是无中生有。  

我当时和直到今天，从来都认为我在这件事情上没有犯任何错误，怎么可能向姚道歉呢？该书出版和再版后，胡教授两次托学生捎来该书稿费，我一次让该生径交姚小平，一次全数转姚，均分文未取。此事姚知道得一清二楚，我问心无愧。  

此事关涉我的名誉，所以我不得不在网上发表这封公开信，并附上胡教授2005年8月7日就此事给我的回信（事前取得胡教授的同意，并给他看过这封公开信）。从所附胡教授的这封信可以看出，我当时是出自提携姚的一番好意，既没有想到因此遭到其他编写人的误会（以为我骄傲，这点我是从胡教授这封信才得知的），更没想到姚在17年后在网上发表上述谈话。我为此感到十分遗憾，后悔当初不该提携。本来，你们在网上发表上述“访谈整理稿”时，凡涉及我的部分理应事先取得我的同意，核实当时的情况，事后也应通知我；但你们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一直对我隐瞒该“访谈整理稿”。若不是北师大的学生好意为我下载该材料，我至今还会蒙在鼓里呢！  

在该“访谈整理稿”中，姚小平一方面表示他支持我批评徐德江的伪科学（这是很好的），另一方面又反对我称徐是学术骗子，说“没有必要用那样的词儿”。这涉及一个原则问题。我们大家之所以称徐是学术骗子，不仅是因为他炮制伪科学，还主要是因为他冒充教授、研究员、加拿大人、“黎锦熙教授的学生”和“不一般弟子”（详情见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语言文字学辨伪集》）。吕叔湘教授1996年2月牵头的公开签名信《语文工作者有责任对伪科学进行揭露和批评》明确指出，“他（指徐德江）不但不具有任何正式的学术职称，而且连语言学的基本常识都弄不清楚”，等于指出了徐德江的招摇撞骗的行径。在这份公开信上姚小平是签了名的（同时签名的有708位教师和语言文字工作者）。为什么事隔9年，姚又要改口，反对称徐是学术骗子呢？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是很不好的。  

该“访谈整理稿”还有别的一些问题，读者自会做出判断，我就不评论了。我只想录下两段话相赠。（1）“有位哲学家说过，世界上最大的悲哀或不幸，就是一个人大言不惭地说，没有人给过我任何东西”。（见惠铭生：《让孩子们从小学会感恩》，《光明日报》2005年8月11日）（2）郭沫若1962年说：“为生人写评传，有类于标榜，我们中国没有这种风气”（转引自王戎笙教授著《郭沫若书信书法辨伪》第26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  

希望你们不要通过访谈录这种方式进行自我吹捧和吹捧别人，尤其是不应吹捧自己的博士生导师。这涉及当前亟须提倡的树立良好学风的重大的问题。  

祝好  
                              伍铁平  
                           2005年8月24日  

下附北京市语言学会名誉会长胡明扬教授给伍铁平教授写的信  

铁平同志，  
信收到。很多事情真是事先想不到的；不过，也算是经验教训吧。  
那次编《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的时候，约请的都是有关领域的专家，如俞敏先生那样更是我们的前辈著名的专家，所以当时你提出自己不写，让你的学生姚小平写的时候，我没有同意，因为我不认识，不了解他，并且我事先也并没有向他约稿，所以我坚持要你自己写，因为中国有中国的文化礼仪传统，把俞敏等老一辈的学者跟你的一个学生排在一起，太不合适了，因此当你一再坚持自己不署名，而只署姚小平的名字时，不少人坚决反对，还对你很有意见，认为你也太骄傲了，好像你认为我们这些人，包括俞敏先生在内，只配跟你的学生在一个层次上。所以在北戴河会议上我坚持你必须署名，署名表示你负责，因为自始至终我约请的是你，何况当时我根本不认识你那位高足。我也指出我们约请俞敏先生写稿，至于俞敏先生让他的学生写初稿，俞敏先生负责改定，署俞敏先生一个人的名，署俞敏先生和施向东两个人的名都可以，我们不管。至于师生之间的关系，没有法律规定，而只是个风俗习惯和道德风气问题，旁人难以置喙。  
你身体不好，还望擅自珍摄，想开一点；教书育人，我们在育人方面看来做得差一点，你我有同样的教训，今后改进吧。  

                                                    胡明扬  
                                                 2005年8月7日  

（感谢伍铁平教授惠寄）

姚小平：吾爱吾师 吾尤爱真理——答伍铁平先生
作者：姚小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暑假里很少上网，伍先生在网上发文批评我一事，还是几位朋友来信来电转告的。我本不想答复，因为一旦申辩，你来我往，不免演为笔战，说不定还会恶化为一场口水战，既伤神耗力，还徒使闲人多了谈资，是何苦呢。朋友中也有人劝我不必理会，否则就正中了好事者的计。可问题是，先生写的是公开信，无异令我公开作复，我若装聋作哑、躲闪回避，先生更会视为大不敬，所以我也只能从命。况且有些事情关乎学术大体，略写几笔与先生商榷也好。

我那篇《访谈录》（ www.yaoxiaoping.org ）竟给伍先生留下“造谣”和“名褒实贬”的印象，为此我很感意外。但愿更多的读者不会得出同样的印象。我的本意是想说，现今学界有一种现象，明明是学生写的文章，却偏偏要挂上导师的名字，因为那样更容易发表；而对导师来说，在评成果、计工作量时也不无好处。在我读研的八十年代初，学术环境比较单纯，几乎没有这样的风气，所以在参加编写《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撰译洪堡特时，伍先生本来让我一人署名，后来由于出版社和主编的要求，不得已而合署名时，他便向我作了解释。也许先生说的是“抱歉”，也许只是解释原委，而我从他的解释中读出了几分无奈。我在《访谈录》里说的“道歉”，正是这个意思，而不是指做错了事情需要致歉之类。伍先生指出后，我自己再细加辨味，便感觉到这个词用在这里的确不妥，但因为是即兴的谈话，脱口就来，不像写文章，有足够的时间斟酌；况且那是顺便插进的一句话，不会马上想到去作解释。当年的巨细事实，我已记不真切，大抵当如伍先生和胡明扬先生信中所言，我不再转述，也不想多辩。无论如何，因我措辞不谨而引起伍先生另作领会，我深感歉疚，很希望先生能宽谅，并从大语境来重解我的话。

说到访谈，伍先生批评我“通过访谈录这种方式进行自我吹捧和吹捧别人”等等，我也很感谢他的告诫。学问一代不如一代，我辈更不争气，深愧道德文章都不及前人，如今还引得师长要为自己育人失察而痛悔不已。这使我很不安，更令我下决心深自检讨。今后自当力脱傲气，谦虚向学，勤读多思，少议人事。惟有一个方面，看来伍先生有所不知（虽然受访的30位语言学家中也有他）：我们所做的访谈，是一种跟普通访谈不同的口述史研究，在中国语言学界还没有人系统做过；它有一定的话题框架，比如每个受访者都要回答十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怎样评价自己的学术成就。这样的自我评价与别人对你的评价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这就比通常史书多了一个自我评判的视角，也提供了内外比较的可能；另外，从中也可看出学者的个性，或保守、或开放（详见张宜博士论文《中国当代语言学口述史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2005年6月）。之所以我自己也算一个受访对象，是因为张宜与我一起设计这个访谈的框架，我自己总得切身体验一下，看看怎样合理分配时间、调节气氛等等。而且我觉得自己问学二十年，总不能说一无所成。人固不可自傲，却也不必惺惺作态，过分自谦。

口述访谈不属于自传，但兼具自传的性质。自传这种东西，有人写有人不写，是不是写的人都倾向于自吹，不写的人都是真谦虚呢？这也不好一概而论。是“吹捧”还是“褒扬”，是“吹嘘”还是“自我评价”，有时候跟旁观者的意见倾向很有关系。当我们讨厌某个人的时候，他对自己的任何正面评价在我们眼里都会是自我吹嘘，他对别人的赞扬听起来怎么也像是奉承；他对人家的批评一定是攻击，而即使他作自我批评，我们也会说他是虚伪的。生活中这类价值取向原很常见，不足为奇。伍先生末了赠我两句人家的话，其中一句是郭沫若的：“为生人写评传，有类于标榜，我们中国没有这种风气。”我倒是觉得，无论从学术史、社会史还是一般历史的角度看，这句话都过时了。学术代有更迭，观念不妨改变，我们写了两千五百年的死历史，现在为什么不能添一种新做法，来试试写写活历史呢？在我国，口述史或口述访谈在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已展开有年，但在语言学界还只是刚刚起步，我很盼望伍先生和其他前辈学者给予支持，至少希望先生把对我个人的态度与对一种新生学术的看法分开。当然我也能预见到，会有极端者说：这根本就不是学术。

伍先生赠我的另一句话，大意是说小孩子要懂得报恩。对此我不知该如何作答。先生及众多师长的惠泽，我不敢忘，只是先生公开要求报恩，很让我吃惊。其实，我在各种场合没有少提先生曾经给予的帮助并表示感谢，有时甚至暗想，是否会说过了头，被学界同人看成吹捧。在这个问题上我别无他话，只再说一句：做先生的弟子不容易。

伍先生又指我九年前签名支持，如今却反对他称“学术骗子”，“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是很不好的”。可是我并没有出尔反尔，我是从一开始就对先生当面说过“骗子”一词不妥，劝过您不要用它啊！先生显然忘记了。在这一点上我也从未改变过看法，到现在也不觉得一定有必要用它，好像不用它就说不清学理，批评就不够深度，批判会有欠力度。批评文章不可胜数，我也没见几人几篇是用了这个词的。“伪科学”就比“骗子”确切得多。大多数人并不用这个词，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不够勇猛，缺乏正义感，还是因为嫌这个词不够雅观？或者有别的什么考虑？先生坚持用“骗子”一词，先生自有用词的自由；我并不反对先生用，只是我自己不用，觉得不必要，我有保留看法的自由。我尊重先生，但不会事事都学先生，譬如先生出语极重，称我“造谣”，我若学先生的样，还一句“中伤”或“别有用心”，那先生定会说我不成体统。先生的名固然要紧，别人的名也不是儿戏呵。

关于学术批评，我有很多想法，只是无暇梳理，等有闲时再来做这件事，与先生继续讨论如何？

2005年9月4日

（感谢姚小平教授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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