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中石先生对于书法，定位在学问研究上。书法不仅仅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学问，而研究的出发点和聚焦点便是我们的汉字。书法艺术是对汉字书写的研究，汉字怎样书写出来更好看更能成为优雅的艺术品？这里面有个先决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汉字本身涵蕴着非常丰富的艺术素质。汉字不光记录声音，更重要的是描摹物象。中国形成汉字的方式是一套完整的很有体系的法则。这是专门的一门学问。从书写角度讲这里面蕴含的艺术素质是极其丰富的。
欧阳先生说：“艺术是形象思维的结晶，而理性应当是逻辑思维的轨迹。然而，在我看来，一切形象思维的历程都必须以逻辑思维为皈依，一个形象思维结晶的艺术，必然以逻辑思维为内在的灵魂。它们虽然是两条思路，但绝无背舛。越是弥合神契，越能得到高度的成就。根本不可能设想它们的离异。”对于一种艺术形式的分析，如果不能从理性上进行探索，就抓不住它内在的灵魂，不能理解它形成的契机和发展的能动之源。汉字是工具，但它的书写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艺术，一种幽邃、高雅、含蓄、深远的，极有使人得到教益、熏陶、感染、启发的魅力的艺术。之所以能够如此，正是因为它有着理性的内在潜力，它有着丰富的意象及广阔的可塑性的艺术素质。而这种艺术素质正由于潜在的逻辑思维的理性为皈依而使然。
汉字的构成方式，依旧说，即所谓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和转注。而前四种则是汉字构成的基本方式，从中正可以看出理性的重要意义。我们的先民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画复杂的事物，可以从大范围里找最简单的小地方，以象形为主，在象形的基础上，加以符号化，如“本”、“末”，都是先写一个“木”字，然后在最上部画一横，这是末梢的“末”；在最下部画一横，这是根本的“本”。再如“刃”，先画把刀，然后在锋刃的地方点一点，表示这里是刀刃的部位，这种高明的创意不能不让我们后人感到钦敬和骄傲。
欧阳先生讲：“汉字的这种基本以‘形’为本的成字方式，从简单到复杂，从少到多，逐渐发展起来。如果没有合乎逻辑思维的理性为依据，这个汉字系统是不可能形成的。这里没有分类的逻辑错误，没有兼类游离的交错，而是成系统的，比较严密的。虽然也有个别的汉字不易厘定，但从总的大体上说是有序可循，类别清晰的。如果一味地挑剔它的不科学，不从整体、大量上来看，倒是犯了‘以偏赅全’的逻辑错误。”从作为汉字胚胎的陶文符号开始，已为汉字以象形为主的成字方式作了前导。即使是最复杂的形象，也离不开简化的抽象概括，即采取一种线条白描的勾画方法，在勾画的过程中，先民并不采取务尽其繁以求其似的做法，而只是画出了最能突出特征的线条，弃去了无关宏旨的线条，显然这是抽象的结果，而且把许多的内容容纳在了一个形体之中，这又必然是概括的结果，可见，即使是最原始的汉字胚胎，也还是凝结着理性的思维。
如果说单个的有形的物体容易摹状，但是需要把复杂的动作或事情表现出来，又不能做成活动电影时，就要用“会意”的手法。“合谊”是“会意”字的成字要领，这其中又表现出了先民杰出的理性思维。
欧阳先生讲：“我记得小时候听过一个相声，讲的是，有个人没有文化，不认字，是个文盲，想表达自己的意思写不出来，和哑巴不能说话是一样的，他没办法，只能想方设法用画表示。一天，一个朋友捎来信，请他去家里，他想告诉朋友很想去，但又恐怕去不了。大家想想，这事太复杂了，想去但又恐怕去不了，里面包含着或然性，这样的思想活动很难画。于是，这个人先画了自己，又画了一个大门，从大门里探出头来，脖子伸得很长，向着朋友，意思是很想去；但是又出不去，为什么出不去呢？他把自己画成一个王八，后边画了一个很大的盖儿，被门挡住了，门框太窄，盖儿太大，出不去，表示‘大盖（概）’出不来。我想，古人可能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汉字最早也是画，只是逐渐浓缩，出现结晶体，构成文字，即汉字。有什么，画什么，很简单，但要表现活动，如前面相声里的‘想’字就难了。我们的祖先很有办法，两个东西一商量就出来了。两个商量着表达一个内容，当然过后自己要能认得，还要让别人也能认得，要达成共识，才能够交流。”
这样的例字很多，如日月为“明”，双木为“林”等等，这种对集合概念的描述，显示了先民对概念的把握能力。再如，止戈为“武”、人言为“信”等等，这种“合谊”的方式的确表明了先民思维的深度。显然这绝不是单纯的形象思维所能负荷的。
汉字本身既是一种理性的产物，又是一种艺术的结晶。而进一步把这种结晶交由书法家去进行更加夸张的艺术创造，必然使汉字艺术得到更为辉煌的宏扬。这是历史的需要，人们的需要，所以书法成了艺林中的一颗珍奇瑰丽深邃、悠远、幽香、晶莹的明珠。虽然不见得人们从它的出现便自觉地把它当作了艺术的创造，但不可否认，它的出现形成本身已经先天地凝结着艺术的素质。人们的认识不断地得到深化，有意无意地随时都对它倾注了艺术的乳汁，所以在历史上产生了多次的字体发展，更有多少“大家”千姿百态的书体创作，于是形成了代不乏人，时有名作名著的灿烂书史。而这部光彩照人的书史，是由两部分凝成的，一部分是一些名作，一部分是一些理论著作。诸多名作的实践为理论著作提供了研究的对象；诸多理论著作为名作作了论理分析，肯定了优点，指出了前进的方向道路；名家们又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了新的创作实践，如此交互映衬，相辅相成地共同写出了这样一部巨制。
欧阳先生最近总结说：“作字行文，文以载道；以书焕采，切时如需。”这16字可以说是他对书写问题的凝聚认识与心得体会。书法是关于“书”之“法”。这个“法”，不是技术的法，也不是无边的法力，而是指一种法则、法度等概念。欧阳先生对此解释说：“对于书作，如果只把它落到艺术上是不够的，它应当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结晶。好象说得太严重了，我再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是结晶？这里面有许多问题，第一是怎样来书的方法，从浅显到深奥，但也只是方法，有关如何书有很多学问，例如，书法史上曾经有过什么字体、如何审美等等，有些研究已经做得相当成熟，有些高度也是今天的高度，值得我们尽力去钻研；第二是书什么、写什么的问题，这是个很重要的课题。一首唐诗、宋词，相距时代的要求太远了，如果把眼光局限在这里太狭隘，我们应把它放到应有的重要位置上；第三，书法还起什么作用。简单讲，就是讲求书德、书仪，不仅指书法上的一个道德，包括作书人的仪态、立事的形象等都包括在内。应该说，从小训练写字就是做人规范的要求。书作是中国文化的结晶。至于怎么写，是简单的，把它当作学问来考虑才是大问题。没有足够的知识，就写不出来，一旦考虑成熟，凝结出来，一定是文化的结晶。宗白华讲书法是艺术的艺术是很有道理的。”
欧阳先生在教学与研究中很重视思路，根据个人的经历以及观察社会的能力，一个人到底走到什么程度，关键在于思路。学问的高低也在思路。他强调，必须有科学的方法论，要解决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学问怎样做；二是字应该怎样写。
他说：“先谈第一个方面，做学问要由博返约。能看到的书都去看。‘博’后再回到‘精’上，博览精读。要当真读书。但是书太多了，多得来不及看时，就‘浏’书，眼睛划过去。我们讲的‘读书’，不是这样，要读出声来，要背，仔细研究。现在很多文章只能看，不能读，不能琅琅上口，原因就是背书太少。如果缺少这门课，要补上，要多背书。只有经过精读，才能在读的过程中，融会各方，成为自己的东西，所以在读的过程中也要重视自己的心得。”
再谈汉字怎么写的问题。
欧阳先生认为，首先要纠正一些观念上的问题。“字是练不好的，是创不出来的，而是学好的。对于‘学’、‘练’、‘创’而言，最容易的是‘创’，比‘创’难一点的是‘练’，最难的是‘学’，而真正解决问题的也是‘学’。‘练’是自己变成自己，其实自己本身就是自己，如果练的方法不对，那‘练’就成了重复错误；‘学’是把别人的变成自己的，是‘加’，是积累；‘创’是把自己的变成人家的，最后把自己变成为穷光蛋为止。我的话很直率，可是都是管事的话，我们要深刻地理解‘学’。”
书法是艺术，根据书写原则达到一定高度的作品必然是文化的结晶，它是包括处世、道德、学问、经历等都纳入进去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结晶。欧阳先生常讲：“谁能容，谁占先”。学问之道，必是先博，而后能精。博，必要能容。一切观点，都是我们思考的对象。不自恃，不自敝，学为我用，有容乃大。立足社会，切时如需。这是欧阳先生的问学宗旨，也是他从事书法艺术的依归。（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