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翻新旧回忆文章，不难发现，关于吴稚晖的不堪之处，连篇累牍，数不胜数，丝毫不愧对“吴疯子”的绰号。
单看外表，这位学问家、党政要人就令人瞠目：近70岁时，仍是一身青竹布的长衫，圆口布底鞋，旧式帽子，像极了乡间老财主。好容易等到这位昔日留学生穿西装，却是用箭袖袍套改制的，穿在身上皱皱巴巴，不伦不类。
比穿着更出格的，则是他的言行。吴稚晖可用放荡、不修边幅形容，经常睡大车店，甚至在住所周围的空地上方便。年轻时留学日本，在留学生大会上，他上台大骂西太后慈禧，骂到一半时，不小心松了腰带，裤子掉了下来。他不慌不忙提上裤子，照骂不误。
扮小丑也是这位疯子的特长之一。年近50岁时，为了募集爱国捐款，他穿戴黑西装、红围巾，头顶用红绳扎了个小辫，在台上又唱又跳，大出洋相，最后甚至噔噔磕响头。即便如此，他也可以做到面色自若，毫不在意。
不过相比上述，吴稚晖最有名的“绝活”还是骂人。他写文章，脏话连篇，极其难听，“正言斜语、国骂村骂、市井俚语”，全部用上。如果他只骂你是“猪狗”，那是最最轻微的脏话了。
难怪有人评价，一旦他的笔锋指向你，那你把他“烧成了灰再蹋上亿万只脚”也不能解恨。
而他骂的人，并不只是辩敌。只要看不顺眼，谁都难逃他的毒口。据说他曾经抡着拐杖追打戴笠，边追边骂，最后气呼吁地说：“可惜，撵不上这个狗杂种。”蒋介石扣押代表，他又让卫队长转告蒋介石，“骂他是婊子养的”。
这名国民党中常委，因不满蒋介石的作为，常和冯玉祥一起，大白天提着灯笼去开会。有一次，蒋一边离座来迎，一边笑问他为何白天点灯笼。他不紧不慢地学着蒋的宁波腔说：“娘希匹，这里太黑暗，太黑暗了。”
另一次，蒋介石携宋美龄前去拜访他，他不喜欢宋的打扮，命令家人锁门关窗。蒋介石的侍卫在外面叫了半天门，他大怒之下推开窗户，指着蒋大喊：“吴稚晖不在家”。
脾气如此之臭的吴老先生，却也有大度的时候。一次，在一个讨论汉字注音符号的大会上，一名叫王照的学者与他争辩到面红耳赤，突然破口大骂他“老王八蛋，只知道嘻皮笑脸”。众人大惊，以为必将引发骂战，谁知这老先生嘻嘻一笑说：”哎呀，你弄错了吧，姓王的不是我，我姓吴。”
也有评论说，吴稚晖虽然口德极差，但在中国政治这口大酱缸里，抛开信仰不谈，只论私德的话，他“还说得过去”。
他在国民党内位高言重，不过从来没有人敢前去送礼，否则往往连人带物被轰出门去。抗战时，当局专为他在重庆修建小楼一座，他拒不领情，特意在中央组织部后面的大田鸡山坡上，自盖茅草屋一座，面积13平米见方。有人描述他的住所：一挂旧蚊帐，一张竹板床上，一个大马桶和一位老伴而已。他从不坐专车，每次都由老伴搀扶着走出草屋拄着拐杖排队上公车。
尽管言行看起来疯狂，可吴稚晖对官场有着十分的清醒。他毫不讳言自己是个泥人“大阿福”，只是以“元老”身份，站在前排照照相，放在橱窗里摆摆样子。
他曾对人说，自己“官是一定不必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虽然他被挂了许多虚职，但是从来都不到任。他一生只领着一份中央监察委员的薪水，却从不去办事，紧急公文送来，他就胡乱签署。
而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教育和鼓吹科学精神上。尽管年过五旬，他仍然不断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鼓吹科学和工业文明。到了60岁时，他还为《民国日报》的《科学周报》写了许多生动幽默的“编辑话”。对科学、理性和社会进步的肯定和传播，以及对所谓“东方精神文明”及其落后现实的批判，成为他终身努力宣扬的思想。
他个性鲜明，观点亦鲜明，诙谐而尖锐辛辣的语言，使其文章更具杀伤力。比如，对当时整理国故的风气，他撰文批评，又犯了骂人的瘾，认为“国故的臭东西”，一定要“丢到茅厕里三十年”。
这位清醒的老人，在晚年也清清楚楚，清算财务，没有一分不义之财。他在遗嘱中写道：“生未带来，死乃支配，可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