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文改会”
杜永道
北京西单大木仓有个郑王府，是清代开国元勋济尔哈朗的府邸。济尔哈朗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
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王府的屋宇式大门为教育部正门，站着持枪的解放军。一直走进去，在一个中间有过道的平房里，设立着一个机构，叫“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后来去掉“研究”二字，人们习称“文改会”。1952年，父亲杜松寿调到文改会，全家也搬到北京，那年我5岁。印象中文改会的办公桌十分宽大，惹眼的绿色台灯罩很漂亮。人员不多，甚安静。
两年后，文改会搬到景山东街人民教育出版社院里，在东侧小楼办公。这座方形建筑是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大学理学院数学系的两层灰楼，古色古香。一楼东南角有两间打字室，整天传出打字机噼里啪啦的声响。夏天，楼前圆形的水池微波荡漾，盛开着粉红、洁白的荷花。雨后微风中，荷叶上滚动着晶亮的水珠。
这座外人不大知晓的掩映于绿树丛中的楼宇，在五六十年代，引领着全国亿万人民的语文生活，推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语文变革：
先是实现了出版物汉字的横排。记得郭沫若说过，人的眼睛是扁的，横排比竖排便于阅读，省目力。一次晚饭后，父亲带我散步，走到街边报栏前，有位老先生正在浏览。父亲探问：“改成横排您习惯吗？”老者应：“行，挺好读的。”
后来，致力于“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1956年汉字简化后，平均笔画从16笔减少到10笔。我在北池子小学读书，同学们听老师宣布“學習”可以写成“学习”，个个脸上露出笑容。
汉语拼音采用的是拉丁字母。三千多年前，当东方的中国人在乌龟壳上用青铜刀刻甲骨文的时候，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在石头上刻写着字母。这种字母后来传到罗马帝国，罗马人说拉丁语，该字母被称为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是世界上流传最广的字母。上世纪的50年代末，不少农村干部用汉语拼音注音识字，帮助扫盲，效果颇佳。
那个时代，有关“三大任务”的普及、宣传材料品种繁多。家里桌上常摆放着新印出的大大小小的册子、图表，以及给少年儿童的五颜六色的拼音读物。有铅印的，也有油印的。
60年代初，文改会搬到朝内南小街新楼。这栋楼用盖大会堂剩下的材料修建，五层，米黄色，气势恢宏。楼梯宽阔，敞亮的门厅里豪华的大理石柱引人瞩目。文改会一直在此办公，直至1986年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文改会有不少鬓染秋霜、精神矍铄的“老文改”，他们为中国的“文改”劳碌终生。我父亲也是其中一位。这些先生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为了事业不计得失。父亲自编字典，鬻得上百“大洋”，全部捐给“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二是倾注全力刻苦钻研。有位研究简化字的先生，旧社会失了业，靠三棵枣树的枣儿充饥，继续潜心探索。
当下，国家语委的工作有各种延伸，但总的看，跟文改会的“三大任务”一脉相承。“三大任务”的“简化字”说的是字形，“推广普通话”说的是字音，“汉语拼音”是给字注音的。归纳起来，“三大任务”就是规范汉字的形、音。
有趣的是，观照古今，汉字规范观随着书写方式的嬗变经历了三大时代：其一，刻写时代，汉字镌刻在龟甲、兽骨和青铜器上。此时不讲规范，一个字常有多种写法。其二，书写时代，汉字书写在竹片、木片、丝绸、纸张上。这是一个追求规范的时代。强秦的“书同文”，盛唐的“字样”，1964年的《简化字总表》，都是这一时代注重字形标准的生动写照。其三，打写时代，汉字经敲击键盘而呈现。打写的普及使手写文本急剧减少，绵延数千年的手写时代似乎终结了！双音词的迅速膨胀导致规范目光正在从字转移到词。
我想，建国初文改会的种种举措皆以“便民、利民”为旨归，老一代人为此克尽厥职，笃行不倦；新时代的后继者，当大力弘扬先辈“以民为本、为民所用”的理念，为黎民百姓做更多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