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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起草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日期:2007-01-23] 来源:新京报  作者:口述:周有光 采写:李健亚 [字体: ]

  赵元任待我像小弟弟一样

  赵元任待我像小弟弟一样。我和老伴(张允和)到赵元任家去,他夫人写了一本书,是讲中国人怎么做中国菜。我去的时候,与赵元任要谈语文学,他的夫人就插进来,谈中国菜。我后来在北大上课,出版了一本书《汉字改革概论》,赵元任看了以后,在美国写信给我。可是碰到了文化大革命,他这封信四年后才给我。其实,这封信全是语文问题。

  到了50年代,我们要重新设计拼音方案,赵元任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设计的拼音方案就参考了国语罗马字制订汉语拼音方案。

  前两代人的思想当然也影响到了我们第三代。黎锦熙当然是第一个,但他的学术思想太早了,毕竟旧了点。而赵元任比较新,完全符合当时的要求,从学术角度讲很好,可推广发生了困难。什么道理呢,太复杂了。群众不能接受,外国人也学不好。我的语言思想受赵元任书的影响很深,虽然我不是他的学生。后来我努力在他们的基础上再走一步。

  汉语拼音文字方案

  我从1955开始,就完全跟经济学脱离了关系,因为语言学是个很复杂的东西,许多东西普通人不能理解,要用全部力量,才能搞出一点工作。

  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制定具体工作由三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

  我呢,离开了上海,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事情。

  我们三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

  我提出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事实上,我们三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

  也有人曾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三年。我今天回想:这三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今天就得到了这么点安慰。假如当初没研究好,有漏洞,就遗憾了,毕竟要弥补就很麻烦了。

  沈从文反对 傅汉思赞成

  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通过以后,还是有争议。沈从文和我,都是一家人。我娶了张家的二女儿,张允和。他娶了三妹张兆和。

  沈从文搞文学,要发展形象思维,我搞学术,要发展逻辑思维。在这上面我们是两条路。但我跟他很亲近。他一开始非常反对拼音,不赞成我搞拼音,说中文怎么能用拼音来写呢,中文应该一个个字写出来的。用外国字来帮助拼音,那是中国人写外国字。不过后来我用具体事例说服了他,让他知道我们要搞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化。当时我带他在打字机上做实验。用打字机,打拼音,中文字一下子就出来了。沈从文看了以后,觉得拼音可以用了,也就不反对了。

  很有意思,我们一家子里,沈从文最初反对的同时,四妹的丈夫傅汉思却很赞成。

  傅汉思是德裔美国籍汉学家,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他把赋翻译成英文,好得不得了。他是洋姑爷。我搞拼音,他很赞成。

  傅汉思是耶鲁大学的教授。拼音方案出来以后,他是耶鲁大学第一个用拼音的。他觉得拼音方案非常好。

  除了傅汉思,还有一个美国汉学家、语言学家德范克也很支持我们搞汉语拼音方案。

  德范克是我的朋友,编写一本《汉英大词典》,推出中国文字改革最坚定的6个倡导者之一。

  一个是卢戆章,第一个搞文字改革的清朝人,第二个是鲁迅,第三个是茅盾,第四个、第五个分别是王力和吕叔湘,他那书的第五章还把我也排上了。不过我想那是外国人的捧场,其他人都是很有资格的,我不行。

  像搞外交一样搞语言文字研究工作

  1979年,领导上突然派我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ISO)。我说我不去,已经几十年了,我跟外国完全隔断了。还有我连衣服都没有,破的。他说,衣服没有关系,你赶快去做最好的,从袜子、皮鞋,到大衣,都重新做。

  回来后一概交给公家。我只好服从命令。

  其实,我主要是去参加TC46会议的。我们中国人都不太了解国际标准化组织,许多人认为是联合国的一个机构,其实是独立的机构。它的成立比联合国还早,机构庞大得不得了。分了好多专门委员会。当时有一个专门委员会叫TC46,是专门研究语言方面的。这个会议水平很高,有很多国际专家。但是国际有名人士对一些专门问题并不太了解。

  我去参加了,我就说关于汉语的拼音方案多得不得了,法国有法国的方案,英国有英国的方案,西班牙也有自己的方案。一个鲁迅写成20种写法,应该统一成一个。而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最好。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并不简单。我就要告诉他们为什么这个方案最好。这是第一步,否则你的提案不能成立。

  后来的工作颇有外交味道。当时,法国热心支持我们,日本也支持。日本很有意思,他支持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我支持他们的训令式(那是日本关于日语的拼写方案)。不过英美反对我们的拼音方案。

  他们为什么不同意呢?美国说,他们本来用英国的拼音方案。一改,我国会图书馆要用2000万美元来修改,我们钱也没有。我就说,没有关系,你可以暂时不修改,你就原则上同意我们,再慢慢地改。一直到20世纪最后三年,他们有了钱就改了。

  外交味道颇浓的工作做了后,就要拟个草案,呈交ISO通过。争议又出现了。法国人认为草案中要将正词法写进去。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音节为单位的拼写法规则。而正词法却是以词语为单位的。

  但对中文和日文来说,正词法是不适用的。我们和日本提的方案中都没有正词法。我就去说服那个法国专家,我说中文和日文有共通性,与法文不一样。最终那个法国专家被我说服了。

  1982年,国际投票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我回来以后,开始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形成了《汉语拼音正词法规则》。

  ■记者手记

  1月13日,周有光刚过完102岁生日。家中经常有人去拜访,大家都尊称他“爷爷”。

  19日上午9点半,又一次去打扰了周爷爷。爷爷精神还好,正在看报纸,书桌老式、显得有点斑驳。一个放大镜,一份参考消息,旁边是一杯咖啡。参考消息上还有红笔划的线。爷爷说这个习惯他从进大学就有了。

  那时,圣约翰大学内报纸很多,欧洲、美洲、日本的都有。有个英国老师,教爷爷语音学的。他也来看书。英国老师说:看报也有方法。你每天看完报,要思考,今天哪个问题最重要?为什么是最重要的?这个问题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如果不知道就要去图书馆查书,查百科全书……

  在爷爷看来,那是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语言学外行的爷爷,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提出了独到见解,并在拼音方案委员会中成为起草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三大巨头之一。

  直到今天,爷爷还是非常喜欢自己当年受的教育模式,采访的过程中他还穿插着自己对当前教育的看法。谈到最后,爷爷还是很憨厚地大笑:我都是不出去的人了,这些我都是瞎说的,不知道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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