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汉字在记忆方面的优势的定性分析其实已经有过很多讨论。我的工作不过是给出一些计算方法而已。这里，我选择王开扬 在 “汉字优越诸说献疑－与<汉字文化>商榷之一”中的一段来讨论： “二、汉字构词能力强，掌握三四千汉字，可组成成千上万词，比起拼音文字死记上万个单词不知容易多数倍。汉字构词能力强要 点是事实，但是拼音文字的词汇系统也不是一盘散沙。以英文为例，派生、合成、转换等构词法滋生出来的词占大多数，自然可以减少记忆之苦(故有<英文‘说文解字’> <英语四千单词百日通>之类的 书)，我们对此不能视而不见。其次，在实行拼音文字的国家里，上述的担忧完全是杞人忧天。在这些国家，儿童入学前已经学会数千单词，音以问题基本解决，入学后要解决的是形的问题和逐步接受一些新的单词，这点困难与中国人学外语，不光要掌握形，还要掌握音、义(主要是义)的记忆之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中国人学英语掌握五千单词的痛苦，欧美儿童怕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很明显，说这种话又是从中国人学外语出发的。但以己度人，移花接木，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其实，构词属于语言问题‘人工’和‘工人’用汉语拼音方案(目前还非文字方案)写作 réngōng、gōngrén 也是一样的‘生词熟字’。 (三)汉字是面型文字，信息量大，是‘集成电路块’，联合国文件各种文本中只有汉语最薄。首先，汉语文本薄并不完全是汉字的 功劳，也有语种的因素在内。赵元任先生试验过：背乘法表，汉语用30秒钟，英语45秒钟。我们看看一些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同样的内容，汉语表达的时间短，落实到文字，所占的平面自然就少；用汉语拼音方案记录虽然比方块汉字长了一些，但仍然比英文所占篇幅少得多。退一步说，就是汉字节省了纸张又怎么样？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衡取其轻。花钱乘现代交通工具，与省下钱步行，远行时取哪一种呢、如果仅看省篇幅，那么古人写文章不分段，不加标点更节省；如果仅从说占时间短，写占篇幅少着眼，那文言文岂不更好？为什么这些都被废弃了呢？至于说汉字‘一个字所传递的信息，相当于一个词组的信息量’(如‘颜渊后’之‘后’义为‘在后方至’、词类活用等)，那无异于说当时汉字没有全面真实地记录语言，或者说古人讲的和现代人一样都是白话文，只是写下来时把一个词组的意思浓缩到一个汉字里去了。否定语言的变化，将其归结为多写少写几个字的问题，这符合语言学的常识吗？而且一个‘后’的信息量由‘在后方至’四个字分担后，那汉字的信息量岂不是又减少了吗？ 其次，说汉字信息量大要看从哪个角度：如果从所占篇幅看，汉字信息量大，如果从传递信息量看则不然。字是表现词的，词有音 义两部分。如果说字是视觉形式，那么音是听觉形式，义则是思维形式。拼音文字直接表读音，间接表现意义。换句话说，是由视觉形式转换为听觉形式(默读属于潜在的听觉形式，类似于所谓‘内部语言’)，进而转换为思维形式(这是‘读’，‘写’则倒过来)。理想的拼音文字形与音之间有严密的自然对应关系，形几乎能够百分之百地传递音的信息，同时也就传递了义的信息，否则便不成文字了。汉字的情况则远为复杂，其传递音、义信息的特点因造(用)字方法不同而不同。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论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现行汉字形、音、义三种形式不是自然地贯通起来，而基本上是通过人为的规定贯通起来，其传递过程有着或大或小的意义损耗，这就决定了在学字过程中不得不付出更大的努力，甚至将人引入歧途。通观两种体系的文字，拼音文字的信息量是显性的，而方块字的信息量是隐性的。因此，从字形传递音义来看，汉字信息量与其说是大，毋宁说是小。 (四)汉字能超越时空限制，使不同方言的人得以交际，使今人读古书，并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统一。诚然，这个优越性和功绩是应 该有限度地承认的，但是，正如一只手有手心即有手背一样，汉字的这种优越性和功绩同时又是它的缺点和罪过。正因为汉字表意不表音，只需‘目治’，它就在语音方面失去了对语言的反作用力，使语音得以不受束缚、肆无忌惮地不断产生变易。现代汉语方言在语音上出入如此之大(简直超过印欧语系中某些语言间的差异)，古今音变化如此复杂，难道表意汉字能逃脱对语音失去约束、限制的干系吗？诚如周振鹤、游汝杰先生指出的：秦代以后‘文字虽然统一了，反而使方言的分歧产生惰性。因为使用不同方言的人们可以借助相同的文字表达和交流思想’。现在方言已经逐渐向民族共同语靠拢，语言统一的程度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标尺之一。如果我们为这种语言统一起惰性作用的方块汉字大唱赞歌，不是太不合世界潮流了吗？ (五)汉字能给人以联想，如‘缤纷’‘驰骋’‘冰冷’等；汉字传统的书法艺术给人以美的享受。汉字作为一种文字，毕竟是一种工具，它首先应该简易实用。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当今生活是快节奏生活，人们掌握文字是为着实用，绝大多数人绝无时间像士大夫那样去联想。因此，汉字这个优势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多余的信息。顺便提及，安子介先生为<汉字文化>题词：‘汉字能使人起联想，联想是一切发明之母。’我真是弄不明白，汉字与科学发明有什么必然联系？大发明家爱迪生是是否学过汉字，我没见过记载。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发明到确乎出自识字不多的工匠，而非学学富五车之宿儒，更菲会写四种‘回’字的孔乙己们；当今中国的科技发明却是百分之百地出自自然科学的人才(其中不乏错别字的使用者)。近现代科技诞生于拉丁文化圈而非汉字文化圈－－不知安子介先生如何用他的命题去解释科技史的这些基本事实。书法艺术也不是汉字一家独具，只要看过英文(或汉语拼音)的广告、装璜设计，不难得出拉丁字母也能艺术化、给人以美感的结论。即使拼音文字艺术化差一些，那也无妨。把汉字艺术化、对它加以欣赏的毕竟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人还是把它当成工具来使用的。字写得很蹩脚，并不妨在其他方面成为大家，<汉字文化>的许多作者写文章还是为了表达汉字书法艺术不能失传，那也可以由不少人去继承，正如今天还有人会写篆、隶、魏、宋一样。 (六)汉字无论是在历史还是在今天，都为中华民族作出巨大的贡献，中国落后不能归罪于汉字。人类创造了文字，其意义之伟大深 远可以说超过了后来的录音机、摄影(像)机的发明。这种巨大贡献是世界各种文字都作出了的，汉字并没有什么突出之处。我们承认中国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汉字不能对此负全部责任，甚至也不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是，这不等于说汉字没有一点责任。首先，繁难的汉字不利于文化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自然就不利于民主昌明的政治制度的建立，也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其次，拼音文字单个字母无意义，拼合成词才有意义，因此，字母作为各门学科的符号极为方便，并且从方法论上启迪大家创造需要的符号；而汉字是字形、音节、意义三位一体，具有整体识读性，不仅不便于用作其他学科的符号，而且囿使汉人不能自觉地创造符号，这样就限制了其他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例如传统音韵学以汉字作为符号，表示声母的汉字，其韵母和声调是多余信息，表示韵(或韵部)的汉字，其声母(声调)是多余信息，而意义对于二者来说都是多余信息，这样于教学、于研究简直是‘带着镣铐跳舞’。在音乐领域中，西方人创造了简谱、五线谱，中国人的最高成就就是工尺谱。汉字的不方便于创制符号，尤其束缚了纯抽象思维的数学的发展。一道数学题，用字母表示一目了然，用语言或汉字表示是那样费劲，甚至根本无法表达。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国数学的最高成就就是高次方程。作为基础和工具的数学尚且如此，敢奢望自然科学的其他学科领先？西方人创制了符号，在各门学科中自由驰骋，中国人苦于无适当符号而在各门学科中艰难跋涉，难道是出于偶然？难道与各自文字的特点无必然的联系？ (七)汉字人文性强，内涵外延博大精深，‘解开汉字之谜’，即可窥见先民的生活图景，又可加强汉字教学效果。在这方面，安子 介先生确实作了艰苦的探索。但是，汉字作为汉语的书面代用品，其文化内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毕竟是知道固然好，不知道也无妨。我们不能苛求人人都达到文字学家的水平，也不必把古字形、古词义、繁简字等知识都贯彻到识字教学中去。对于学龄儿童来说，囿于知识准备和抽象思维水平，汉字的文化内涵多数还不能为他们所理解接受。安氏自己就声母：其对象并不是小孩子，因为小学生的生活经验不够，谈不到什么文化根基，这套方法对他们不实际。既然要先学会汉字，再来学‘劈文切字’，那岂不如同先学会唱歌词，再学会唱歌谱？更何况，有些字是不便于‘猜谜’的，当年苏东坡就曾经叫王安石大出洋相：‘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安氏之拆字术从汉字‘百分之九十是会意字’出发，作‘猜测’的旅游，结果没能‘解开汉字之谜’，却重蹈了‘破者土之皮、滑者水之骨’的复辙。笔者幼时学字也背过‘一点一横长，口字在中央’‘左公公，右婆婆’之类的口诀。安氏有些‘确诂’即便胜此一筹，对克服汉字‘三难’能起一点点积极作用，也属‘诚不得已’，扬汤止沸不等于釜底抽薪。 (八)汉字区别性强，阅读速度快。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汉字的阅读速度是以付出学字难、书写慢、信息处理难这样更大的代 价换来的。吃大亏赚小便宜，这可是一桩赔本的买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汉字迈入了电脑的门槛，我们听到一片欢呼声，似乎汉字信息化处理比拼音文字还优越。其实，这是天大的误会。首先，正是由于汉字区别性强这一大‘优点’，迫使我们民族用多年时间摸索汉字输入电脑的种种方案，其间投入的物力自不必说，单就全民族的智慧总量而言(钱伟长先生说全国有五十万人在研究)，却是不折不扣的迫不得已的浪费－－即有成功的浪费(一二十种方案得以面世)，更有失败的浪费(五百余种方案打入冷宫)。若把这些智能省下来用于其他方面的研究，会产生多大的效益！其次，西文可以直接输入电脑，会写字会按键加点电脑常识即能使用，汉字输入大多经过‘编码－解码’的中间环节。这就带来两个问题：一是操作者上机前要学会解码，上机后要不断地译码，这是额外的时间支出；二是作者直接操作时，译码的横向思维不断干扰写作思路的纵向思维，增加了脑力负担。还有输入速度的问题。我们拿来炫耀的是专业操作员中‘国家队’甚至是全国冠军所创造的成绩，广泛的群众性情况并无法与之相比(例如笔者所在的学校，几位电脑操作员运用王永民五笔字形输入法速度是40－70/分钟)。此外，中文电脑内存占用多，硬件要求高，处理慢，难普及，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汉字‘区别性强’带来的，中外人士为此伤透了脑筋，我们为什么不算这笔账呢？ (九)汉字是表音的，它表的是音节层面。赵元任先生说：汉字表音的尺寸较大，西洋文字表音的尺寸较小。赵元任先生是国际级语 言大师，但他的话也并非句句是真理。这个命题是先学会了汉字，再反转过来说的，文盲或学龄儿童绝不会自然知道一撇一捺的‘人’就是rén(或某方言音)。我认为必须区别两种概念：文字具有音读不同于字形与读音有自然对应关系。我们所说的‘表音’应该指后者，如果从前者出发，一切文字都有可读性(在文字起源上这是关键的一步)，那还有什么‘表音’‘表意’可言？汉字与音节这个层面相对应，但它不是‘表音’，而是‘寄音’(即寓音于形)。这只要拿日文来一对照就清楚了：日文是典型的音节字母文字，它的假名与音节层面相对应，这点与汉字相同，有别于西方的音位文字；假名数量有限(五十来个)，音读固定，直接表音，这又与汉字不同，而近于西方拼音文字。因此，‘表音尺寸大小’云者移评日文是歪打正着，加给汉字则文不对题。或曰：汉字80％以上是形声字，声旁不是能揭示读音吗？形声字的问题相当复杂，仅以声旁而论，由于结构的变易使人找不到声符者有之(如‘更’从×丙声)，由于古今音变不能准确表音者更不计其数(有人作过统计，现在能准确表音的形声字只占其总量的五分之一强，综合表音度只有0.54。)。裘锡圭先生还指出，汉字的声旁是兼职而非专职，数量很大(超过一千)，因此，‘即使撇开汉字还同时使用意符和记号这一点不谈，也不能把二者(汉字的音符和拼音文字的音符－－引者注)等量齐观’。为免误解起见，笔者倒是赞同徐德江先生提出的用‘写音’‘写意’取代‘表音’‘表意’。” 在语言的辩论中，似乎有一个国界的分别。一般长期居住海外的华人对于汉字比较‘褒’，而长期居住国内的学者对于汉字倾向 于‘贬’比如赵元任和袁晓园属于海外派，还有一位杨振宁，在他的<中国文化与语文>的‘文字单音象形特点对文化的影响’一节中这样写到：“中国文字是单音象形文字，不是拼音字，这一点当然是非常清楚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中国有许多方言，可是只有一种文字、一种语言，这间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为什么中国没有分裂成许多国家？中国的版图比欧洲的版图还要大，中国的人口比欧洲的人口要多很多倍，中国的民族传统，是许多民族混流起来的，不比西方不同民族的数目来得少，可是并没有像欧洲这样分裂成许多国家，或者像印度，虽然形成一个国家，可是里头有很多不同的宗教，很多不同的语言。这是什么缘故呢？我觉得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有一个很强的统一趋向，不是拼音文字，不必文随音转而增加分裂的可能。 | 
